韩星
韩海燕先生，已逾古稀之年，对佳县的历史文化、山川名胜、文物古迹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为我们描写了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幅幅难忘的历史画面。退休后又投身在国学经典的普及推广活动之中，读儒学经典，学圣贤人格，思考中国道德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文艺问题，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观点，值得一读。
一、发掘葭州儒学，表彰地方先贤
葭州自古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出过不少儒者。葭州的儒者，向来“不为浊富，甘为清贫。毁园就方，去伪存真。成己成物，教泽常新。永矢弗谖，乐道津津。”在儒者的影响下，葭州城乡形成了尚诚、尚真、尚善的民风民俗，“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成为葭州人普遍的崇尚。葭州城曾有过规模宏大的孔庙，教泽常新的书院，行为示范的乡贤，诗礼传家的门第。但近百年来孔子受到了冷落，乡贤没有了传闻。老韩利用当地文献资料，挖掘了许多地方儒者的言行事迹，在《二十世纪葭州最后一个儒者》一文中，记述了张南轩先生的事迹。张南轩18岁中秀才，20岁赴省乡试，恰逢科举废止，便在葭县、山西、神木等地设帐授徒，实现“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人生梦想。晚年在泥河沟教书，那时中国的启蒙教育，已由博大精深变为肤浅狭隘，令先生无比忧虑，终忧郁成疾，怀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现在，佳县白云山白云观的道长张明贵就是南轩先生的儿子，虽然是道长，却有儒家文化修养，常常有国内外的学者、教授来访。曾应英国道教协会邀请，代表中国道教协会率团出访英国，被誉为“东方神仙”。可张道长却说，他的基础文化还是儒家文化。每每谈及他的父亲，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真儒，其学问博大精深，深不可测，集他一生所学，不及父亲十分之一。葭州才俊李泰业 “博学雄才，襟怀磊落，有山水癖。常常携带酒壶，遨游于白云山、香炉峰之间，行歌坐答，吟诗作词，有时醉眠石上，甚而数日不归。为文则笔情奥衍，近柳王之风，更工韵语，词学尤称独绝。”被时人称之为“当代之陆放翁”。老韩家也是佳县一个儒学世家。清代知州郑仔曾赠匾韩家“盛世醇儒”。《韩晓峰硬笔书法》序言中韩海燕写道：“韩姓，古葭州望族，代有闻人。或以文章著，或以德行称，可传可法，不乏其人。民国初年至今，韩姓族大丁繁，虽有不少上学者，然知诗书者，善文墨书画者甚稀。我读书十余年，因儿时未曾读诵古文经典，至今头发苍苍，腹内空空，徒有虚名耳。韩氏世代书香之慧脉，断之我手，我之罪也”。“愿我儿再接再厉，勤奋读书，勤奋习作，让书香充溢门庭，代代相传。推而广之，让族中、邻里处处充满书香，让全乡、全县、全国处处充满书香，岂不伟哉！”2010年7月8日著名书法大家李成海先生领着他几十名入门弟子，来到燕翼堂义塾，欣然命笔题诗一首：“燕翼堂中朗书声，弘扬国学情意诚。葭州古韵今犹在，应感韩公树高风。”并在孔子像前十分庄重地接收韩晓峰为入门弟子。这是一种文脉的接续，乡贤精神的焕发，师道尊严的回归。
二、办燕翼堂义塾，传播国学经典
2001年，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家里办起了“燕翼堂义塾”。十余年来每到寒暑假、双休日就在韩家巷响起了琅琅书声，在义塾读过书的许多小学生能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等经学著作背得滚瓜烂熟，有的甚至还可以背几段《诗经》、《易经》。现在义塾的学子有上高中的也有上初中的，这些学子就这么一点国学基础，已在同学们中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优势。自然，得到了政府、新闻媒体、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榆林市委李金柱书记在义塾留下了“第一雅宅”的题词。《光明日报》曾邀请韩老师赴京做国学访谈，陕西电视台为老韩家做了“我说我家”专题节目。
2010年10月11日，在韩家小院又举行了 “孔子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孔子从古书经卷中，从漫漫岁月长河中，从历史的迷雾中，一路走来，走进寻常小巷，走进普通百姓心里。同日还举办了“孔子思想与书香家庭建设研讨会”，这是经典文化融入平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尝试，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一种可喜的现象。
老韩退休前已经是榆林地区一个知名的文化人。但他却说自己空空如也。到了乐山大佛,读不懂碑文，到了杜甫草堂，读不懂对联。因此，他断定自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所处的时代使他没有可能接触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说，“我们县城有个造纸厂，一次我看到小山似的书堆了大半个院子，有的古书装在布套子里，枕头似的，工人拿铁锨铲粪似的，把布套子铲烂，同烂鞋底一起装入打浆机。多可惜啊！那是一场破坏文化的运动，那场运动不是冲孔子一个人来的，而是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的。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一茬人，从青年步入老年，才逐渐认识到远离传统文化的教学，是一种多么残缺的教学啊！”没有文化内涵的书，荒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时光，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侏儒。他说我耽误了，我的儿女这也耽误了，孙子这一辈再也不能耽误了。于是他就办了义塾。一开始大家不理解，有人甚至说，老韩有了“神经病”、“老糊涂”了，拿孔老二那一套毒害少年儿童。但老韩将这些言论置之一笑，他和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始终坚持着。尤其大儿媳张艳娥，义教十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2006年他的学子在白云山“论道”会上表演的“童子诵道”，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嘉宾的称赞，北京的一位老教授感慨地说：“想不到被我们忽视了这么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佳县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得到了传承和普及，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啊。”
三、此身愿化劝学鸟，飞进千家万户门
2008年暑假，韩海燕又把国学班办到了榆林，没有教室，他就在榆林世纪广场上带着人们诵读，许多人觉得很受益。榆林苏州中学的赵燕燕老师，榆林农校刘彩霞老师是两个最优秀的学员，也是最优秀的义工，她们不仅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周围的邻居，还影响着她们的学生。赵燕燕老师，作为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给她的一期一期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义教，效果非常好，成为中学语文教师中的一个榜样。老韩迈着坚定的步伐为孩子奔走，为国学奔走，为老先人留下的文脉奔走，正像他一首诗所写的：“我是侏儒慕鸿儒，喜人学成胜自成。此身愿化劝学鸟，飞进千家万户门。”这是一种情怀，这是一种历史使命感的流露，这是一种文化责任心的表白。
在中国割断了儒学、国学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在陕北这块黄土地边缘，我们高兴地看到儒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
对于国学热、读经热，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广泛争论：有人说，让孩子们读经是历史的倒退，是复古，“五四”批，文革时又批，看来还得批；有人说，读是可以的，但不是儿时，长大了再读怎么说也不迟；还有人说，读是应该的，可要把精华和糟粕区分开来再读，不然怕孩子们中“毒”，有的则说孔子是历史的罪人，是孔子使中国人愚昧，倒霉，要使中国人不倒霉，不倒大霉，就得把孔子打倒。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支持者有支持者的说法。老韩怎么看呢？在《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一文中他强调“读经好，儿童读经真好。我提倡读经，是因为我的孙子读经受益匪浅。我看到应试教育的魔杖驱赶着成千上万的孩子，不顾一切的涌向那座独木桥。少数跃龙门，多数休家门，而休家门的孩子也都耗尽了父母的心血。望子成龙的梦想破灭之后，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真正的考验，那就是社会生活。许多孩子走上社会，几乎什么都不会，尤其做人，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即使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只是有了成才的希望，能不能成人，依然是个未知数。儒家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是中国人立心、立命、立德之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脉所在，是中国人的母乳文化。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孩子们从小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化的厚土上，让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流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从而树立起顶天立地的民族精神，并把文化之薪，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在《也说读书》一文中他说：“我提倡读古书，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繁荣今天，只有让青少年弄清古书里的要旨，才能通达当世之急务。现在的青少年，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没有一点文化底蕴，要他们有担当，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轮，需要五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来承载，就靠白话文那么一点点积淀，要承载一艘巨轮也是不可能的。时代要求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必须有比前人更广阔的胸怀，不仅能容得下今，也要容得下古，不仅能容得下东方文化，也能容得下西方文化。能容乃大，海纳百川，才能构建起无愧于时代的大文化。”
正是有这样的认识，他才能义无返顾，矢志不移，把国学读经当作一种事业来做。2009年7月14日，榆林市孔子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榆林举行。韩海燕老师当选为第一任会长。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赴佳县 “燕翼堂义塾”考察，在佳县佳芦镇屈家庄村小学举行的“读圣人书，造书香村”汇报大会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支红杏出墙来》一文就介绍了屈家庄推广国学教育的情况，韩海燕深有感触地说：“不要以为孔子和农民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的东西其实都是百姓心里的东西，只不过表述不同罢了，老百姓说‘袜有袜样子，鞋有鞋样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百姓说‘宁喝一碗展眉汤，不吃一碗皱眉饭’，孔子说‘色难’。孔子的东西不就是老百姓的东西吗？”老韩经常写文章，到处演讲从不要讲演费，使榆林涌现了一大批弘扬国学的义工队伍，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居民都有。
四、立足塞上忧天下，传承文化乐担当
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是传统儒者的基本素养，从至圣先师到后儒乡贤，一脉相传，代代相继，形成了儒家可贵的传统。在老韩的身上，重新复活了这种可贵的儒家传统。老韩对于当今社会在文化道德方面的缺失，满腹忧患。
在《黑色大潮的忧思》一文中强调陕北人必须科学地认识黑色大潮，科学地对待黑色大潮，他忧虑黑色大潮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忧虑一些人一夜暴富，富而骄，富而奢，富而淫逸，富而堕落。
在《好好呵护我们的陕北》一文他指出：“陕北富了，富得流油，这是好事，陕北人从贫穷走过来，经受住了贫困的考验，但能不能经受住富裕的考验，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神木民谣说‘“满了口袋，空了脑袋，毁了后代。’《易》曰：‘飞龙在天，上治也。’所谓‘上治’，不仅是经济的繁荣，还有精神的富有。陕北人要有清醒的头脑，得好好呵护这块富有的土地，好好呵护陕北淳朴的民风，好好呵护我们的子孙。贫不失义，富而知礼，是陕北人老祖宗的遗传。”
在《关怀道德荒漠》一文中他发人深省地说：“如果说土地上的荒漠化是地球的癌症，道德的荒漠化则是人类在自取灭亡。榆林人在土地荒漠化的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在道德荒漠化的面前，难道我们就束手待毙？”
在《黄河大警示》中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表示了忧患，因为他亲睹了黄河近些年惊人的变化，仅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不见了，“万里流黄黄不断”的纯美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线昏暗污浊的流水。面对母亲河，他再也有不了《黄河颂》的激情，于是写下了《黄河忧》、《忧黄河》：
黄河忧
清清澈澈出涧丘，
万里奔腾注海流。
斗水七沙犹可虑，
百川纳垢更堪忧。
忧黄河
峡谷气势今犹在，
不见黄河天际雄。
劝君珍惜点滴水，
留于子孙润干唇。
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从力所能及的国学教育做起，在陕北榆林这个历史上被认为“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担当起中国文化的薪火传承之责。韩海燕老师在办学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从不被困难屈服。因为他被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着，套用孔子的话说：“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把老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传统文化的薪火就会熄灭，那将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
2009年1月，在榆林市委的倡导下，一场名为“书香榆林”的读书活动迅速掀起。老韩在《榆林日报》发表了《论“书香家庭“建设》的文章，认为“书香家庭”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家庭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这个课题是由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物欲的膨胀，道德的衰落而引发的。真正的“书香家庭”建设是养成教育，道德教育，高境界、大胸怀、有担当的教育。如何建设？唯有读书。读什么书？先读《四书五经》。就目前为止，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要找到比《四书五经》更完整、更系统、更科学的教人做人的学问都很难。《再论“书香家庭”建设》，提出了许多读书的方法，他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先弄通自己，弄通自己得从弄通一部书入手，弄通一部书就有了文根。一个家里只要一个人有了文根，他就会影响别的家人，“书香家庭”也就有了希望。在《也说读书》一文中说他认为 “书香榆林”，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建设工程。心灵建设来不的一丝一毫的虚假，任何虚假都会对心灵造成新的伤害。他曾在他的大门上写过这么一副对联：读通一部典籍方宜教子，养正几行桃李自可芳邻。这就是他的真实体会。
五、为文必珍一点墨 行道何吝七尺躯
老韩在繁忙的普及经典，推动国学等社会活动的同时，还阅读、背诵经典，解读经典，他正在写的《玩味论语》，在这本文选里只选录了数则，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独到的感悟。他写了许多文章，在报纸、网络上发表，在不同场合进行义讲，表达他“为石不忘补天志，是水常怀润地情”的儒者风范。
《给榆林市委书记的公开信》中他认为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如何进步，国家如何发展，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和人，人和自然如何相处，已成了人们所面临的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问题。许多人把目光移到文化这一命题上来。西方一些哲学家预言，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将成为现代世界冲突进程中的最后阶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其搏大精深的内涵，化掉了不少外来文化，每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时，无不是想把中国文化化掉，取而代之，可事实上，都被中国文化所化。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太伟大了，而且那种文化根植在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媲美，可以不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征服。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兴衰存亡有密切关系。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灵魂。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决定因素就是中国人那种匹夫不可夺志的民族精神。很难想像一个文化上的弱国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强国，很难想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子民会是一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子民。真正的文化教育不仅要给孩子技能的文化，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做人的文化。有了做人的文化才有希望从根本上建立起道德的基础，建立起完整的免疫系统。不然，孩子们就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事，尤其遇上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就不知所措。五谷养身体，五德养精神。而大多数人只注重养身，不知道养心，残缺的教育，培育出来的人必然也是残缺的。现在，必须把人文文化的教育纳入体制教育中。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长达九年的时间，在这九年里，每天只要给孩子们30分钟读经的时间就够了。经典进了学生的课堂，学校教育马上就会改观。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是构建和谐社会、造就栋梁之才、复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
孔子是现代中国一个文化热点和焦点，尊孔者有之、批孔者有之、挖苦讽刺戏说者亦有之。著名学者黎鸣写了一篇《孔子使中国人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的文章，说“西方人长期崇拜上帝，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上帝，中国人长期崇拜孔子，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孔子。”针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老韩有理有据地批评黎鸣，西方人性像上帝说不能成立，中国人性像孔子论也不能成立，那么，中国倒霉论就不能成立。还分析了黎鸣先生为什么能作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呢？是其好恶所致。黎鸣好上帝，好西方人，恶孔子，恶中国人。他强调：“让中国人倒霉的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是因为中国人信了孔子，而是因为西方人的霸道。要中国人不倒霉，惟一可信的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现代著名作家施蛰存有一篇《闲话孔子》，竟然收录在高中语文《精品阅读》中。文章说孔子并不是伟大的“圣人”，也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是一个政客。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文章的结尾更损，竟然把孔子说成一个“卖膏药的”。老韩就这一篇文章针锋相对写了一篇《闲话<闲话孔子>》，他说: “在中国，有不少骂祖宗的作家，在他们的眼里，别人家的祖宗好，自己的祖宗该骂，骂得越下流越好。仿佛不骂祖宗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们骂祖宗时，往往把矛头首先对准孔子。”“孔子是中国人的孔子，也是世界人的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圣人、不是孔子自封的，是世界公认的，是历史公认的，不是几句‘闲话’就可以话倒的。”在《二十一世纪是孔子的世纪》一文中，老韩从正面引用西方75位诺贝尔奖得主1988年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共同宣言说：“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孔子那里吸取智慧”。二十一世纪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都遇到了同样一个麻烦，那就是“人而不人”。“人而不人”的世界是最可怕的世界，不是人生存的世界。儒教做为一种做人的教育，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而且，想成佛先得成人，想成仙也得先成人，想做科学家也是得先成人。总之不管是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不管是民主派还是自由派，不管是一党专政，还是多党竞争坐庄，不管是官吏还是平民，都得先做好人，这是根本。如果人都做不好，一切免谈。在人类所有的学问里头，最有价值，最有用的学问，莫过于做人的学问，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超越孔子所创立的高度。孔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家，人类教育出了问题，当然要把孔子请出来，这是必然的选择。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弘扬孔子文化，已经不是谁愿意不愿意做的事，而是必须做的事。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人做人的文化。因此，二十一世纪是孔子文化的世纪，时也，势也。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因为人终归是要做人的。
老韩也曾做过作家的梦，他的《中国作家该从那个“死胡同”里走出来了》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思考对文学界提出了很热切的希望和要求。他通过分析古代“四大名著”，认为“四大名著”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就在于其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成了人生必不可少的伴侣。“圣贤之书说的是道德，学者的书说的是科学，读圣贤的书可以入德，读学者的书可以益智，好的小说，则是把二者融为一体的。读好的小说可以使人感受到几千年来流淌在中国人心灵里的那股源头活水，可以使人找到精神的家园。可以明理，可以知世，可以养心，可以养性，可以生美感，可以破烦闷，可以长精神，可以奋志气。”那么中国当代的文学为什么不但不如古代，也不如外国，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中国人的份呢？原因就是“中国的小说，一直在步人家的后尘，步人家后尘的文学，怎么可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呢？中国的小说家，应该早就认识到步人家后尘的文学是没有希望的，那是一个‘死胡同’，走到底也没有出路。”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国文化丧失主体性的结果。他还特别批评了当代一些作家不但丧失了主体性，不再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他们“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底蕴，高雅不来，只得低俗，越是低俗，越没有可观的东西，越是没有可观的东西，越是往低俗里走，这是当代作家无可奈何的选择，不选择低俗，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悲哀，这不是作家的过错，这是时代的过错，是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这个时代多么需要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中国小说，多么需要自己的文化大师。”他希望“中国的作家，该好好去读中国书，下决心从那个西化的‘死胡同’走出来，去找回我们的文化之根，找回我们的灵魂，找回我们的尊严。‘书读不到精髓处，翰染难达性灵区’。只知今，不知古，只有生活的源泉，缺少文化的源泉，即使是个天才，也很难写出惊世骇俗之作。”这些观点应该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界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2011年4月25日于古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