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宽

我就我自己的父亲他的生平、历史写过一些东西，但是像今天这样专门就自己的父亲做一个口头的介绍也可以算是第一次，这个我父亲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一部分同志计算（7：05）过，就这个解放后就这个对他来说谈到他的文章往往都说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那就是说看法很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讲的这些也可以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提出种种的看法或者意见。他的历史怎么说比较他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的人哪，一生的经历很多，那么我只能是扼要的把它讲一讲，不能细讲。          

现在有些说他从他进北大说起，他是1917年来北大的，来北大呢是因为蔡元培先生，见到他写的一篇文章，是一篇关于佛学的文章，因为他在这之前呢曾经在家里闭门读书一心研究佛学，那么蔡先生看了以后，就请他说你到跟他谈说你到北大来教印度哲学，他没有思想准备，他说,“我呢佛学我是研究了一些,印度哲学我没有去研究，知道紧（9：32），没有研究，教不了，我可以说对印度哲学不懂。”蔡先生就问他：“你说你不懂，你说谁懂呢？”他也说不出来，蔡先生说，“唉，就让你吧，你就来吧”那么，他自己感觉还是承担不了，蔡先生呢就跟他说：“你来，不要当作是一定来当老师来交流，你就当到我这儿来学习，我呢也喜欢研究哲学，我想找很多喜欢研究哲学的一些朋友都聚在北大，我们一起来学不是很好吗？”这个意思大家都能懂，他觉得这个也是个这个确实是个比他自己关注文学会好的多了，他就答应了。当时有事没有上课，那是1916年的事了，来北大的前一年。1917年就来了，来了呢，那年他24岁，蔡先生是请他当讲师，来校的第一天哪，他就去见蔡先生，他就问蔡先生，他说：“你们对孔子抱什么态度啊？”这个问题呢很突然，因为你想一想一个中学学历的人到大学来教书，一堂课还没教，连讲台还没上过一次，就忽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那时候的蔡先生是五十岁，蔡先生是翰林，清朝的翰林，又曾经到德国日本留学，可以说学贯中西，那跟他可以说在不一个等次上，那么他提一个问题，也就我们来看相当冒失。那么蔡先生也觉得这个问题来得比较突然，他没有想到说我新请来的一个教师还没开始教课呢，不跟我谈别的问题谈这么个问题，所以没有所以迟疑了一下，然后就答复，就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然后我父亲就说了，他说：“我啊，不仅是不反对孔子，我要来到北大啊，除去了替孔子，释迦牟尼去发挥，就不做旁的事。”那么后来呢，他又去见陈独秀，陈独秀那是文学院的院长，他就是在文学院，也把这意思跟陈独秀说了一遍。

那么这当时的背景呢是因为已经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了，都开始已经有文章来指名道姓的批评我父亲，那是1916年，也就是他到北大的前一年。那么当时的因为新文化运动要引进西方的文化来救中国，那么最极端的就是全盘西化，就是中国的文化是根本要不得的，根本要不得的，要救中国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把原来中国的贵族文化把他丢掉，把西方的文化全面的搬过来，就行了。那么我父亲他对这样的问题他感觉他不能同意，他思考，但是他当时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他总觉得一个民族总有他自己的文化，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只是在肉体上这个民族还存在那么这个民族还算什么呢，一个民族他的文化可能有高有低，但是总有他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全都抛弃，那你将来还有没有一个属于中华民族呢好像不见得，那么他呢就，当时呢研究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问题呀太大，不好研究，有的就说呢，这个问题不要这么着急，慢慢来，现在可能还不到时候。比如当时也是在北大的张松岩先生，也就是张岱年先生的哥哥，他呢跟我父亲是在中学同学，不同班，他就是说这个问题范围太大，怎么研究的过来，慢慢的再说吧，就是持这种态度。可是他自己总感觉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不能等。他说如果中国的文化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不能够并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我们不如它，我们要赶快要改呀，想怎么改革吧。不然的话就等着，那将来不是跟东方文化的沦亡同归于尽了？那么如果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压迫不足虑，没有关系，那么也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不要在那儿做梦发呆；如果两种文化是可以调和的，那么怎么调和，也应该想出个办法，找出一条路来。所以他说现在的西方的文化在不断的向世界各处扩展，这个就好像一把匕首，已经抵在我们的喉咙了，你在这里还不慌不忙，不着急，这个他认为不对。

那么1917年来了，后来到了1920年，他第一次在北大做了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一个讲演。这个讲演很长，不是讲一次，当时他把他原来教的课都停下来专门讲这个问题。后来到了1921年，这个书出版了，在当时来说，这个书引起大家广泛的注意，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学术界吧，大家都很关心，确实是中国文化有没有出路啊，还能不能得到保持或者发扬，还是把他一扔就算完了，大家对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不是很深，不是很深。那么这本书的出版之后，当然有人是赞成，有人是反对，但是对当时中国自己民族的自信心在这方面我觉得好像增强了不少。而且他对孔子的思想确实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并不是重复别人的。所以呢这个书出版以后，1921年正式出版，到1930年，就印了八本，印了八次。那就是说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不一定说他这个书怎么样，关心它就因为它讨论的这个问题。这个也可以说，对他来说这本书，是奠定他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一本书，他以后的著作基本上就是从这本书引发的，发展的。这是一个意思，还有意思呢就是当时呢他这个书好像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世界的文化没有不一定有优劣之分，就是西方文化是一种高级，中国文化是一种低级的，落后的，各有各的价值。那就是说，他认为，文化是多元的。因为西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说西方的文化是先进的，其他的文化将逐步的为西方的文化多取代，最后就只剩下了西方的文化。他这本书他不同意这个观点，多种文化是可以并存的，当然会有交融会有融合，当然没有说只有某一种文化它是惟我独尊的，没有。所以呢实际上呢人类的社会自然一般是多元的，要一律是没有的。他对孔子思想的看法是这样的，他一说，大家当然，孔子，大家批孔啊，打倒孔家店啊。他很赞成刚才说的张岱年先生的哥哥吧张松岩先生的一句话，他就说，打倒孔家店啊救出真孔子，因为后世对孔学的种种研究啊，他说他认为有很多并不是孔子的自己的真的精神。那么他就说他说你孔子这个论语，他特别强调论语，论语就是说从考证来说，是比较真实的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他们的言行记录。就这本书来说，虽然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它是一些讲哲学，讲一些什么行为规范等等。他说如果你把孔子的书，比如论语，你去看，他讲的就是当时孔子和他的弟子他的学生他们的生活，就是讲他们怎么生活，对待生活中的，你比如说学习，比如自己思想境界的提高，对于这个人生所当中的遭遇的种种他采取的什么态度。他说如果这样来看你就能够知道孔子他讲的并不是讲的什么大道理，讲的什么哲学，他就是讲他们的生活。那么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距”他说这些字啊，你去解释啊，比如说，什么叫不惑，什么叫知天命，“耳顺”是什么意思啊，“随心所欲，不逾距”什么意思啊，你先不要细推，你想想，他讲的就是他的生活，就讲他自己，他的思想变化，他思想境界的提高，他所说的学不是学什么知识，他讲的都不是知识的问题，是生活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那么“不迁怒，不贰过”，你暂时不具体分析他什么意思，但是他说的是：别人问你的弟子里哪个是最好学的，孔子对是颜回好学，他说什么呢，说他好学，称赞他好学，也就是不迁怒，不贰过，还是他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是什么知识，不是什么哲理。所以呢就是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他们都是所说的主要是讨论议论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从这一点这当然不能细讲，他主要的意思就是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看，他主要是教育人啊要反身来看自己，要注意自学，自修，注意自修。那么这点呢我想就是说大家也许知道金岳林先生，当然他不在了，以前社科院哲学所做过所长，他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哲学》。他说中国的哲学家跟西方的哲学家不同，金岳林先生他是研究逻辑学，他说中国的哲学家和西方的哲学家不同，中国的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的把自己修养到进入无我的纯净境界而与宇宙合二为一，那就是说他的哲学是跟他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他学的主要是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用来又反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研究出来一套大理论去跟别人抢。西方的哲学家，有很多哲学家，他讲的很多，写了很多书，但是跟他本人没有关系，说等于没说，他自己要怎么样还得怎么样。而中国的哲学家就要求你，你学的你讲的东西要跟你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跟你自己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当然做到这样一种程度的人可能不都是，或者程度也有深浅，但是他总是联系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声誉，不是仅仅讲给别人听的。外国的哲学就是出于口，入于耳，就是我说的进了你的耳朵，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再讲又进了我的耳朵，跟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跟自己的修养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他也可以言之成理，也可以有他自己的系统，而且可以讲的很细很深奥，但是就是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中国的学问，孔子的学问就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他根据这样一个看法，我父亲根据这个看法，他就是分析这个人啊，一个民族的文化很重要的一步也是很核心的一步是他的人生哲学，说深了人生哲学，说浅叫人生态度，就是你生活的时候你是什么趋向。为什么说是一个民族思想核心的部分呢？因为每个民族的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们都同样的遭遇到或是面对你比如说苦乐的问题，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啊？生死，哪个民族不遭遇到，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在一个民族里，如果我们自己要想什么样的人格是一个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人啊，每个民族都要遭遇这个问题，他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可是答案不完全一样，他答案的趋向不一样。所以我父亲他就说，粗略的说，当然个别的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差别还是有的啦，三种人生态度。一种人生态度就叫做逐求，逐，追逐的逐，求有所求的求，逐求的态度，他的生活这种人的生活呢他就是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完全靠可以说就是在欲望的驱驶下他不断的向外追求。比如说，美食，名利，没有够。今天吃了这个，明天我还要更好的；今天有了名位不说，我还要更高的名位：利，今天我发了财，什么时候算是够了呢，没够，今天赚了一万，明天我还想赚两万，赚了两万我还不够再赚，有够吗？没够。那么总之他的生活要完全受外界的引诱和刺激。我自己啊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分类的方法去看周围的人，你可以去看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他离不开外面的种种刺激，他就是严重的是贪得无厌，当然也有轻的，有这个前期，程度不大，最厉害的就是所谓的贪得无厌。那么在这种追逐的情况底下，他的苦乐就是欲望的满足，他满足，呃高兴，很快乐；不满足，痛苦，难受，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你可以看看有的人啊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不知道对不对，一个人当他没有外界刺激的时候，他不知道干什么，很无聊，很无聊，他自己心里头好像没主了一样，但是如果有一个刺激来了啊，他立刻精神来了，没有刺激他就没有，这是一种态度。那么他要在满足他的欲望的过程当中，外界的东西，他要利用，他不利用怎么得到你的东西，那么如果利用不了的话，他就排斥，一脚踢开。那么也就在这样的刺激下，比如说西方的自然科学他就是不断的要研究外界的种种的事物，自然规律，他了解的它利用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的种种要求，如果不行的话，一脚踢开不要了。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底下呢，就是他把他周围的人啊也当物一样来看待，你这个人不就是能替我干活吗？我利用你，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就好像当作一个物一样去利用，你要是对满足我的欲望和要求没有用或者甚至妨碍，那我就不要了，极端的甚至就是把你处理了，杀死了，都有可能的。这种事情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的人类社会很多，比如现在的国与国之间关系主要还是利用和排斥，你这国对我有帮助有好处，咱们结成联盟友好，一旦发现没有用了，甚至有妨碍了，把你打倒，消灭掉，还讲什么仁不仁，没有，就跟一件东西一样来看待，这是一种人生态度。那么还有一种人生态度呢？那就是像佛家的，他就是厌离，讨厌的厌，分离的离，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他就是反看自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就觉得人的苦就是苦于有没完没了的欲望，所以苦的根源就是自己的欲望，你要如果能够解脱，不受苦，那你就要断绝欲望。你没欲望你就没有得失的问题，有欲望就是得了高兴了，失了，没有了就是不能满足了就觉得很痛苦。那么所以呢这个佛家的思想呢，是跟前面截然相反的，就是排斥欲望，要没有欲望，你就没有欲望再来纠缠你，你就可以没有顾虑，他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中国的态度也就是说孔子的态度，他是一种正中的态度，是正中，很正中的态度，那么他就，他是当然并不排斥欲望，但他也不主张贪婪，是一种调和适中的态度。他对很多问题问题，他也不是说，比如说孔子说“食色性也”，他对人的欲望并没有绝对排斥。但是也不主张欲望的满足就是人生的全部，人跟动物不同，动物他完全是靠欲望生活的，他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满足他的全部欲望，他还有什么呢，一个是个体的生存，一个是种族的繁衍，除了这两个大概没有太多的东西。而人呢？不一样，他不局限于这两点，他有这两种欲望的要求——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但他可以不局限于这个，可以跳出这个，那么各人也不一样了，但是总的来说，人，这是人所特有的，其他动物做不到，根本谈不到，但是人就有这个可能，可能，他不局限，是可能。有的人做不到，他的所谓不受局限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总的来说都是可以不受局限，不受局限。最近报上大家可能都看到，山东有一单县，有一个蹬三轮的把一个双腿都没有的残疾子骑着三轮走了几个月3700公里把他从山东送回到湖南常州府，大家不知到看过没有，我想应该看过，因为报上登的很大，占了很大的版面，现在就是说有有人准备把这个事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剧。那么你想这一路有很多辛苦我不说啦，那文章有介绍，像这个人，这个蹬三轮的人你说他做的这件事他图什么，他图名吗？没有，图利吗？他得不到什么利，他救的这个残疾人身无一文，没有什么报酬，但是他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像这样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是属于仁人志士，他可以牺牲自己啊，还谈什么欲望的满足吗？他能做到，因为他可以不局限于原来自己的生存欲望和种族繁衍的欲望，这是一个特指（46：40）。而这也是孔子学说最强调的，这个大家可以找本书翻一翻，看一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如说，孔子说，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别人问孔子，问这个孔子怎么样啊？他那个弟子没敢回答，孔子自己说，你呀，你可以告诉他，孔子是个什么人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一种什么态度，他不是说对什么欲望满足的追求。你比如说，孔子说“贤哉，回也。”回，颜回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不是一种追求欲望的满足，他是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又比如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一种追逐的态度吗？不是。但也不是像佛家一样采取离厌的态度，彻底否定的态度，排斥的态度，也不是。所以他在这本书里呢，对于孔子的思想有他自己的一些的不同见解吧。那么这种见解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争论，那么就他来说呢这是他自己的体会，这个算是，我讲快一点儿，底下我就不讲了。

北大后来就离开了，离开是怎么呢？他又把他自己下放了，到农村去，这个其中有一些曲折我也不讲了，只能快点了。他自己就说，做社会运动这是我的本性，很多人就劝他，你还是回这个大学吧，你在大学里发展那要好的多。他就说，我本来不是学者，也不必替我担心失却清高，卷入浊流，因为这是政治活动啊，被认为好像是权利斗争之类的，他不以为然。当时好多大学还请他回去，离开北大还请他回去，他不要，他不回去。后来就在农村里工作，先是在河南，1930年，很苦，当时军阀内战，治安根本没有。所以那时在学校里，他的学校在农村，合衣而睡，穿着衣服睡觉，万一又紧急情况赶快跑，爬起来。过春节的时候，他说，“鞭炮声和枪声齐鸣”。在那样一个环境里，他去了一二年。后来又到山东，又做了七年，那么邹平呢，我的，因为刚开始他下放，过了两年之后，把我的母亲，我的弟弟还有我三个人也都到了这里，那就是说全家下放了。那么那时候我在做什么，那个县城没有水，没有电，我家，而且他办的这个叫做乡村教育研究院，从建院一直到最后，抗日战争起来，没有盖什么任何家具宿舍，我们都是租的农民的房子住的，为了节省经费，当时不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他的学生有他的朋友，有很多都是，不是说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下岗的，不是，他们是自愿的到农村去的，去帮助去做工作。他做的那个工作呢，我只能简单的说吧，他的理想就是这样，他说中国几十年，他是，他愿意到农村中去，他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他说中国呢辛亥革命以后，搞了几十年，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建立不起来，那么所以社会的生产建设谈不了，一个国家他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什么事也办不好。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打篮球一样，你如果没有一个规则，你这个球怎么打下去，怎么打，谁算赢，谁算输，没有一个规矩啊，没有一个秩序啊，那么就。他曾经在早期，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候，他是曾经也觉得中国大概是，一宪，制定宪法；搞议会，按西方这种所谓民主制度，但是搞了半天，搞过呀，不是没搞过。搞了宪法，有很多人坐到屋子里，左定右定，一看人家很像样子，没有实行；搞议会，议会只是少数人在那里争权夺利，老百姓也不关心。因为它这里头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社会，没有民主政治的生活习惯，你跟他说，这跟我觉得没关系，你们闹去吧你们闹，宪法，宪法，你就是给我念了，我听不听，也没什么不一样，所以他就认为，如果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因为民主是中国所缺乏的，过去是皇帝当家，要民众自己当家，那你就要培养他的团体生活习惯，也就是民主政治生活的习惯，要培养。还有一条就是中国缺乏科学，农村落后，反正是生产是老办法，儿子得听老子的，老子就听祖父的，他怎么种我就接着种，没有进步，所以必须要把科学和民主带到农村去。那么民主带到农村去，但是也不是讲一两堂课，什么是民主，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国家，这个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你们当家作主，农民根本就不听这一套，不懂，听懂了之后他也不关心，我就埋头过日子就好了平平安安，到时我该纳税，该交粮，交完了，国家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必须要培养他的习惯，你口头讲一点都不行。那么他就希望在农村里头能培养他的习惯，但是又不能够从他很远的地方开始，必须选择他很贴切，是贴到他的心上的事，那是什么啊，发展经济，就是组织合作社。你参加了合作社呢，你有很多方便的条件，比如，合作社提供粮米，你要贷款的话，参加合作社也可以贷款，可以得到科学的指导。他生活改善了，唉，他觉得这个合作社跟我有关系，对我有好处。那么在这个合作社的合作里头，他就是一种团体的活动，从经济入手，培养他的团体习惯，团体生活的习惯，慢慢儿把他团体生活的习惯，民主的意识培养起来。简单说，大概就这样吧，至于这个问题。

后来抗战起了这个工作就停了,就是八年抗战，八年抗战就是37年开始，38年一月他自己他就去了延安，当时像他这样的人虽然好像不多或者没有，他去了为什么呢？他自己有文字记录，他说争取战争胜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维护进一步的团结，他认为抗日战争最重要的是这个团结问题，所以他要到延安去探听一下有关团结的消息，因为当时是国共两大党，你们的团结要是不行，不长，不能持久，那抗战的胜利就很难说啦。他就是关心这个问题去了延安，那么他这样去完全是自己自愿去的，没有什么人要他去，他因为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去了。那么在那里就是前后呆了整整二十天，跟主席前后谈了也差不多十次吧，最长的通宵达旦，因为主席习惯晚上工作，那么吃完晚饭就谈，有时候谈，谈，谈到出来从窑洞里出来的时候天色微明，已经快出太阳了。这么那时候他也看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因为抗战刚起来的时候啊，全国确实一致对外，国共之间的合作还可以，全国人对抗战的热情啊，应该说是很好。我记得1938年7月到武汉，那个时候是七七抗战一周年，已经打了一年，就庆祝抗日战争周年，那气氛全国热烈的很，团结的气氛好的很。但是我父亲他担心，他说，能不能够持久，能不能够更深入更进一步，他担心，觉得有这个可能，他并不是去为他自己的事做什么，那么其他详细的就不说了吧，说起来就没有完。

后来就回到，抗战后来就回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就搬到重庆啊，因为南京没有了，1937年12月没有了，大概1938年7月份到武汉的那阵儿，东南还是不错的，但是已经开始准备撤退，大概到了38年的八九月份，就撤到重庆去了。他是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也就到了重庆，自己本来也想还做什么，还可以替国家替抗战做些什么，比如说关于征兵，那征兵一塌糊涂，就不用说了，他觉得好像他能不能做一些事，结果国民党的官员就说党外人不能插手，那他算了。后来他就自动的要求去敌人后方去看一看，那么去之前一方面跟国民党这方面打交道，一方面跟延安，跟八路军打交道希望他去之后给予协助，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枪，也不会打枪，带着几个人到敌后去，哪行啊？得需要有人帮助引导，所以后来他就在国共两党的军队的协助下，到了山东。协助是分段的，比如，这一段是共产党的，在走一段那是国民党的地区了，国民党来帮忙，就这么样子，一共是走了六省八个月。进到敌占区的时候常常是昼伏夜出啊，谁知道他哪天怎么样，特别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的时候，哎，那时候更需要夜行才行，像他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有文化的人吧，哎，北京话就是够他呛的，够他呛的，那么危险遭遇不止一次。后来到了山东的叫做东里店，就是当时国民党在敌后的省政府所在地，去了以后一周，正赶上敌人的大扫荡，结果他就在那个山里面足足转了一个月，因为他没有战斗力啊，他跟着的那些人，不是战争部队，你要打吗，这只是游而不济，转了一个月。在哪里转呢？就是在蒙阴县，就是大家知道的南水北调，蒙阴，蒙阴县就是沂蒙山区的北边，就在那儿足足转了一个月，才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圈出来了，又回到重庆。他亲眼看见国共双方对立、摩擦不断升级，看到老百姓苦不堪言。因为他比如说吧，军队，那时候军队吃粮食就需要找老百姓啊。结果呢，日本要征粮，伪军要征粮，国民党的军队要征粮，共产党的部队也得吃饭，也要征粮，再加上地方部队，什么保安团，保安队也要征粮，都刮干净了。所以他到那敌后，有时候去了半天到村子里找东西吃，他们当然也没有带粮食啊，也要请村民们帮忙，只能吃到一点什么呢？一种做饲料的豆饼切碎了，加上树叶这已经是最好的了。这个怎么行呢？所以他回到重庆以后，就奔走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还联合很多小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军队，你在中间说说话就能解决问题啊？说你们不要打了不要摩擦，不行。他就联合了很多小的党派，很多是些民主人士，他们组织起来，这样去说话去建议，力量大一些，后来呢经过努力就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党同盟，就是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可是那时候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还是不能公开，国民党没有允许。那么，可是这个消息，这个情况走漏了，蒋介石就找张全（11：10），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张全先生，已经过去了，我才五岁当时，就问，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组织。张先生就来查了，找我父亲还有别的人问，怎么回事，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啊？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呢，就订了个攻守同盟，就说“没有，我们以前嘛有一个统一救国同志会，我们讨论的就是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根本说不完，我们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的事，没有搞什么民主同盟，就算混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一个组织你不能公开的活动，你的力量在哪里？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推他去香港办报，在香港这个地方公开我们的存在，宣布我们的存在。可是在香港三个月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打起来了，结果呢香港给日本人占领了，他又不得不离开香港，逃离香港回到内地。那么这个逃离的过程也很危险也很有戏剧性，这就不说了，他就坐小木船出来，因为日本人他是要在海上封锁的。

那么后来抗战胜利，他后来就住在桂林，那么日本又打到桂林，那么又跑到山东去了，一直到45年日本投降，后来就是双十协定，毛主席到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就有了双十协定。他觉得，敌国外患已经没有了，国内吗好像两党又有了协定，他看可能差不多了，我奔走于国内团结的事啊可以告一段落了，我退出了。可是后来呢，不然，不然，那么就又召开了重庆的政协，政协大会的最初的名义就是在重庆的，现在也有，那时还是存在的，政治协商会议就在重庆，这个会议大概前后开了二十几天，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哎呀，那时大家很欢欣鼓舞啊，得之不易啊，可是后来紧接着就国民党和共产党不断的有冲突而且越来越扩大，这个不细说了。那么大家觉得你这个政协决议应该执行，包括关于部队怎么整编都有规定，但是都不执行，蒋介石就是不认帐，就不认帐，他总找找种种借口，结果那次和谈呢没有谈出什么，没说啥。我父亲也参加和谈，参加和谈很不容易啊，常常是一碗水端平的问题，主要是蒋介石他捣鬼，很不好谈，努力了大概半年，最后和谈破裂，他就退出和谈。因为有武力的两方，一定要打，蒋介石一定要打，共产党当然也不能听他，任他摆布，要反抗，所以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时候你去从中间调解去促使和谈，根本不可能，他就退出了离开了。

所以当时呢，还有李闻案大家都听说过了，闻一多，李公仆被国民党暗杀，那么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南京，负责民盟全部都走了，主席是张澜先生，实际上都是他在工作。后来他就去调查，那么国民党就是千方百计的掩饰他的罪行，千方百计的阻止你去了解，详细的就不说了，当时去调查有很多危险。当时，比如说，国民党他就是造舆论，比如说闻一多，他给你改名叫闻一多夫，人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叫罗仑基，他给你叫罗仑夫斯基，他的意思你里通外国，靠共产党。国民党他那是下得了手的，特别是蒋介石，这个人啊心毒手狠，当然张先生去调查，前后大概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一段虽然他自己说他说勇于自认，确实是不行，没有结果。那么这个最后到了解放，解放后的事情就他自己来说，没有太多可说的。当然有人提问说是53年啊跟毛主席争钱，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不过这个事情也都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1953大论战，差一年。1953的事有一个疑问现在就我自己来说，就是为什么闹得那么厉害啊？原因是什么呀。我没法回答，真是没法回答，因为谁的责任啊，好像不好说。当然这些年吧，这件事发生以后这些年，的确是听到一些，但是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事，也许啊现在国外通行的说法有些机密的文件多少年以后可以解密，有人提到在报刊杂志上，因为现在这些打不开的，打不开的黑匣子，那你就不知道，解不了。李济深大家都听说过吧，原来也当过国家主席的，有一个华侨领袖叫司徒本堂（22：50），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他们都在53 年的这个会上都参加了这个。司徒本堂就去找李济深就跟他说，你说怎么闹得这么大，事情闹得这么厉害，他说，我们在会上讲关于农民的问题可能不对，可能与实际的情况有出入，那他也是在会上讲啊，内部，他没有到处去讲，好像应该可以允许，说错了，那么可以批评批评，他就问李先生。那么李先生就说，哦，老夫子书读的太多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回答了。赫，司徒本堂听了以后就莫名其妙。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说呢，就我听到的，他没有对对方做任何的指责，如果对方自己有什么不合适就应该自己去认识，我只就我自己来说我自己认识了多少错误，当时他是这样的态度，自责，严于自律啊。他觉得他主要的问题啊，一个就是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要主席收回他的话，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要说主席了，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就是其他我们同一级的两个人，我要你收回你的话，解释都是很难的啦，有损领导人的威望，这个比较搞不懂，比如说私下去谈，或写信去解释，你大庭广众之下不是给人出难题嘛？另外他对于毛主席的推崇并不因此改变。有人来谈这些问题，他一直是这样讲的，“主席的建设新中国的功劳是没人可比的，中国统一不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能够得到统一才有今天”。可以这样说，他并不因为说我受过挤压，我就对你的看法不太一样，没有这样说。那么至于外交五卷（27：30）里面那边文章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批评的很厉害的，那就不说了吧。这批判有两点他好像自己一直不能接受，一个就是说他想当官，当官发财，主席在那个批判文章里提到他，说“梁漱溟是野心家，不想做官，是想”。这大概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刚到北京来从四川，主席跟他第一次谈话，就请他参加政府，他拒绝了，他说：“把我留在政府外面不好吗？”他是这样子拒绝的，这一点，主席很不高兴。还有一个背景就是，53年会议期间周总理有一个长篇报告中指责他说他是一半反动以外，就是想升官发财。他说最受不了的就是你说我想升官发财，我反动可能我的阶级立场站错了，但升官发财。而且主席，周总理应该对这一点，从37年第一次与总理见面，一直后来去延安，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一直到新中国，跟总理来往密切的很，有时候晚上谈不完就住在总理那儿。从37年一直到46年，10年了吧，10年间应该看得见，他发了一块钱的财吗？，当了什么官，没有，这是实际的情况。所以应该好像这个有基本的了解，但周总理他就这么说了，那他就觉得很委屈，别的就不说了。

我父亲在北大的时候呢，跟李大钊同志是至熟至熟的朋友，非常熟悉，认识李大钊先生在进北大的前一年，李大钊宴请陈独秀，在前门外卫畿饭庄（32：03），当时请我父亲作陪。在这之前他就已经认识李大钊先生，他经常跑图书馆，李大钊做图书馆管理员。他说他去了以后，有时候李大钊先生就说，这里有什么书或来了什么杂志，他拿过去，看一看，如果想看就说，“好，我看完了还给你啊。”就走了，很随便的啊，因为比较相熟啊。那么比如说他21年，我父亲21年结婚，他就跟李大钊说，李大钊就把他自己结婚的经历说一遍，他说我结婚是二十年前的事，他就讲他生下来以后，因为他是遗腹子，他父亲不在啊，但是他生下来没多久他母亲又不在了，所以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父母的印象，后来就跟着祖父母过。祖父母过呢，年纪又大，就当心呢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将来这个孙子的婚事怎么办呢，所以很早就让他结婚了。李大钊结婚的时候才十多岁，十二三岁，他的夫人姓赵，大概十八九岁，像这种事他就跟我父亲谈。但是我父亲现在他写到李大钊先生回忆的文章，就说他是共产党的老的创始人了，所以我也不好再说我跟他的关系多么密切，倒好像是，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李大钊先生被张作霖处以绞刑以后，尸首就放在承忠寺（35：27），天安门外，那么当时那个没有人来收尸，应该说他的家属他的朋友来把他安葬啊，那么处死刑以后呢，当然有棺材，棺材用很薄的板子钉了以后，就行了，算了，就是了。我父亲听了就赶快去，去了之后，那儿有个警察守着，说你来干什么呢，他就说，“好，好，好，我正在没人交代呢。”因为没人来他就在那儿老看着，走不了，他的责任是要把这个尸体交出去，他的亲属或者朋友，总得有人，没有人他就走不掉，他很高兴，你来得正好。所以我父亲，当时一看，又去换了一个正式的棺材，他就找人包括他自己捐钱买棺材，而且到李大钊夫人的家里，好像是住在二龙路，他去看去，看到李大钊夫人当然很悲痛，还看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儿子李宝华。所以他跟李大钊先生来往是很多的。

还是有人就问说，“批林批孔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听说了，这个事很简单，就是批孔运动。江青搞了批孔运动，大家都知道她要当总统，那么就是很大的目标，就请他发表意见，他就说，我对现在的批孔运动我不同意，这是事实，但是我不想说，怕影响运动。别人说还是我跟他说，他说共产党党章的规定，党员都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我们在党外的人就不能保留了吗？这么说还不行，他说你有意见吗，应该摆到桌面上来谈。他说我有意见可以写出来给领导看。他说要说就说给大家听嘛。反正是就是让他说，后来他就说了，说了当然，结果怎么样可想而知。大会都是批林批孔大会，大会小会，大约前前后后半年多吧，入手就是批林批孔，最后归结到批梁，那么批到最后呢，意思是让他表态吗，批了这么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他就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别人，大家都发愣，没有想到这么回答。就问他，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的回答就是说，吐出来，我吐出来，受压力的人是我，不是在得势的人说话，匹夫吗就是一个人，无权无势，他最后的一招就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到它，但就是他的志无法夺到，即使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到，他就是这么讲的。那么好像底下鸦雀无声，还说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被逼到没有退路的时候，他说，你还说什么呢？

底下我再说一下什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父亲对他的子女就是我们两兄弟，他怎么教育的。他的教育一方面说，可以说很少很少，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又可以说很多很多。怎么说呢？就是他没有专门的叫我们这样做，那样做，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我们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35年我母亲故去，就在农村，故去以后我们两兄弟先就寄养在我公公家，后来在我堂姐家，后来又在我的表姑家，我要回去看一下。你比如说他从广州回到重庆准备开政协的会，重庆政协会，那么是在他离开我们六年之后，我们在学校，我就请了两天假去看他。接着他就后悔，他那些话，当然他很想看一看我们，说最近怎么样啊。我记得当时还很多人都找他谈话，其中有丰子恺先生，大家可能听说过吧，丰子恺就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学生，画漫画的，也写过一些作品。然后呢就让人带着我到另外一个院子里的一个屋子里，睡了一晚地铺，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他根本没有时间跟我说什么，没有说什么。比如说，在南京，南京他在南家庄，南家庄是当时民盟所在地，我当时借住在那，晚饭后好像可以聊聊天吧，他没有时间。我记得当时，刚好茅盾，作家茅盾先生，他就是借住在那里，他准备出去苏联，苏联请他去参观，他要办出国手续，所以晚饭后我倒是跟茅盾先生聊天，他没有事，我父亲呢，顾不上，顾不上。嗯，那么，我再说说他几件小事吧，比如我在我母亲还在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家了，忽然对我说，我给你买张火车票，你回北平去看你姥姥，好不好？那我没有思想准备，那我母亲在旁边，那当然她就着急了：“那怎么行啊？那个…”就干预了。所以，还没等到我回答，那当然就阻止了。那么点儿小孩你让他一个人从山东坐火车回北平，那怎么行啊？不行不行。但是，如果我母亲不阻止，他说的是真的。你比如说还有，他有些做法，哦，我自己也十分不解，你比如说，有一次从湖南坐火车到汉口，他坐软席，让我们兄弟俩坐硬席，他当时并不是没有钱，为了要省钱，他就这样做，也没有跟我们解释，我们当时也没有抗议的那种表示。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义。你比如还有一次，在四川，四川从并山（47：55）到江津，那，那条路啊，基本上就是翻个山，翻了那个山就到了长江边上，过了江就是江津，当时陈独秀住在那里。 那么四川有滑竿大家可能知道，是一种轻便的轿子，那种轿子只能坐一个人，那么我们三个人走啊，他要了两个滑竿，当然他要坐一个，可我们兄弟两个坐，不能同时坐，必须有一个人走，那么，就有一个轮流的问题啊，是不是啊？但是他什么又没有说，说、比如说：“你们轮流坐。”又比如“你，（是指我啊），你是哥哥，大，你多走会儿，他多坐会儿。”什么都没说，让我们自己来处理问题。这个，我们其实关系一直很好，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任何争执，没有一点摩擦，就是你坐一阵，我坐一阵，翻过了那座山，他就是这样做的。还有现在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哎呀，无微不至啊。尤其是成绩，哎呀抓的可紧呀，考的文章，拿过来看一看，差一点，好的嘛就是督促，坏的嘛甚至动手打两下子都说不定。尤其是那次，1940年，寒假，他很少是跟我们在一起，寒假接过去把我们兄弟俩带出来，住在重庆附近，忽然间来了一份信，是对我的，打开一看，说学校通知我，要提前三天回校补考，是地理，59分。哎呀我当时觉得很冤枉，怎么冤枉呢？第一，怎么差一分呢？60分及格对不对？第二，我对地理还特别有兴趣，从来如此，所以包括现在一说起地名，我常常说起那是那个省的，大概在什么地方，结果这个就让我得回去。那么我父亲在旁边，我就把这个通知递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啊，一个字也没有说，就还给我了。那么就我来理解，他是这个意思，没有考好，成绩不好，为什么，那你应该知道，不需要我说啊。那么以后怎么做呢？你也应该清楚啊。你要自觉的话，不需要我责备啊，督促你，骂你，你才能够把功课补好啊。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的不及格，平时根本不找我说，问你，这学期怎么样，考的如何？你成绩单带回来没有？从来不看，从来不问，没有问过一次，没有看过一次。我父亲他就是启发每个人的自觉，这是最主要的。没有自觉啊，天天骂，天天打，越打越糊涂，越骂越糊涂，不行，但是有自觉，问题就解决的差不多了。另外呢他从来没有好像望子成龙的这种思想向我们灌输，他就说你你知道你该怎么样，你应该尽你的最大努力，完了，将来成什么，你自己看，自己办。现在对家里的子女的期望太高了，压力很大，我们当时没有，没有。那么这是，那么这个恐怕也是一种教育吧。另外就是说，每次他从外面回来，比如他从敌后回来，谈到敌后他所见到的东西和听到的东西。比如说他在沂蒙的时候，当然我没有见过，我也没有机会，但是只要听到他所谈论的事情，好像没有关于他自己的事。他没有说要谋求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在精神上也有感召力，所以我们看见他那个样子，不管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反而理解体会他的感触，那么所以在他这种思想轨道下，我们当然现在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怎么说不管在学业中或行为上没有待人什么不光彩的事情。

这里有个大的问题问要说什么评价父亲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辩论。这个辩论就是指53年的事了，我父亲当然就是，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缺乏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是事实，当然他有他的想法，他也不是说不知道这个问题。

又说对我父亲的出世观有什么理解，佛教的信仰，习惯念什么佛经。简单的说一下吧，我父亲他信佛，他主要是信佛理，佛家的一些道理。我跟他去过庙里，那他是到庙里去给那个佛学院的学生做讲演，他没有烧香，没有拜佛，家里也不供佛，也不烧香。有个佛像，他说佛像那是一种艺术，可以欣赏。因为他说宗教这种东西，一直到现在要消灭宗教消灭不掉，有的地方还风行，确实有人有一种精神的需要。当然宗教他说有高下之分，也有人信教，他说为了菩萨保佑，还是出于一种利害的考虑，并不是信什么佛理。他实际上别人曾经有人问，“你究竟是佛教徒还是儒家的信仰者。”他说都是，他说他们有相通的地方。关于佛教的东西我能说东西很少，或者就是说不出来，我曾经请他给我讲一下佛学的道理，他当然深入浅出的把这个讲了，讲了两次，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他说像佛教的东西，儒教的东西必须有自己的实践，才能懂得，从字面上你得不到的，或很难懂的，你说整天念经，那不行，你必须要实践，你比如说儒家的思想，那你必须对儒家的思想去进行修养，他说有些话你才能够明白。

还问我做什么，我是，这些年，十五六年，十五六年以来主要是整理我父亲的著作出版，现在我还准备把他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他对我们的教育写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也是一家之言嘛。一直在做这些事情，这几年差不多天天，现在我的生活内容主要就是这个，或者别人来找我，叫我谈，问我父亲什么事或者找我父亲有什么书，或是电视台来想拍一段什么录像，那都是有关他的，就是这些事。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争取能够再过两三年能不能第二次退休，第一次退休没退下来，就做这种事，甚至有时还上班，但十几年我觉得应该快要有个结束了吧，第二次就好了。有人就说退休以后失落感。好像我什么也没有吃，什么也没有用，生活很充实。有时候有人问说你挺幸福吗，我说，也挺幸福的。因为我自己退休有退休金，自己的衣食要求也不高，现在年纪大了，吃也吃得不多，换衣服呢又不必跟潮流，所谓要花钱花不出去。

关于新儒家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东西方文化及哲学》这本书呢，那么被后人认为他是新儒家的先驱或是新儒家的什么开山人，总之是说打个头吧，这个当然他原来没有想到我要做个什么。

问政府对我父亲有什么重新评价，好像到现在，怎样说是没有任何评审吧。他53年过去之后，怎么说呢，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带帽子，或者是有一个无形的帽子，没有带。

最后结束呢再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来说一说他大概是一个什么人。他一直他认为他不是什么哲学家，或者是什么佛学家，博学家，他说这些都不是，他说我只是一个问题中人，我坚持在问，生活在问之中。他一生他说我一生是一直思考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为这两个问题而思想而行动，这就是他的一生。他曾经说，思想就是消遣，别有所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再说一个。大概一九三几年的时候他们一些开会在无锡，大概参加会议的有余庆唐女士，她是留美学社的教师，大家闲谈，开会闲谈，就谈谈大家的爱好啊，兴趣啊。结果问到他，哎呀，他说好像没有什么，我的兴趣就是爱动脑筋，爱思考。那余庆唐女士听了就，“奥，这太可怕了。”那么还有一个事别人曾经记过，说我父亲说我，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我最忙的时候，因为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看他不动，什么也没有干（7：19－7：47从这往后效果不好，断断续续）。

毫无不能昧，昧，昧爱的昧，昧良心的昧，丝须不敢瞒。有一点不好不对，自己不能自欺欺人，我们自己自欺的时候很不少，常常用一种理由来原谅自己，（少一句8：45）可自己骗自己呢因为别人不知道，第二还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少）不敢正视自己，第三所以在他的一个检讨里说，工作不是负担，第四呢，爱国，比如他抗日搞团结，自己下放到农村，他都是不是为自己啊，他显然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底后去冒那么多险，他说我如果是怕苦怕死，我是不会去的，他还说自己志不在温饱，就是在物质上放的很大，不是自己生活的主要追求。当然他说我自己还是是缺点的，缺点就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但是他又认为自己好像有一种刚强之气，有时好像我这个缺点好像在另一方面又有他离不开的地方。最后他说

他自己也承认，唯有诚实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