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教育应该说跟传统的教育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光在中国，西方也是这样。可以说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教育一种职业技能的教育，也就是说给你一些知识，你就可以求职，就可以做事。教师的职能，传道、授业、解惑，结果也就是变为了单纯的知识的传授。过去教师要身教、言教，而且身教要重要于言教。现在很多教师是身教、言教两张皮，嘴上可以说这么一套，而自己又是那么一套。身教言教完全脱离了。教师变成了单纯的知识传授了。我现在也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困惑。我觉得为人师者，应该是个表率。过去我们常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这已经是个空壳了，因为教师都是传授知识：我在课上把课讲好了，知识给了大家了，我就尽到了一个教师的责任了，我也问心无愧了。可是想到过去我们给教师那么高的头衔：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到过去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教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一个教师怎么能够认为只是讲讲课这样一个工作呢？今年年，我去台湾，到一个佛教的一个团体里面，面对着几千个出家人讲，我说，我跟你们是同行。我是教书的，也是作教育工作，教化，你们传道，也是来教育人的，我们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我说我现在做不成了，大概你们比我要作得好一些，你们作得更多一些。当然这个话是在一种商谈的情况下讲的。我们作为一个教师，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师，应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个人，还是愿意做这样的教师。所以像这样的讲座，只要我有可能，都是非常愿意去做。

这样的教育的失误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知识，他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个知识的接受跟我们做人的关系究竟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刚才我讲过了，实际上不光是我们国家，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在日本、在英国、在美国，都已经发现现在的教育已经变为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而不是以全面素质教育为主。教育应该是对人的一个全面素质教育的综合培养，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进行知识的传授，这样知识的掌握，包括将来的运用，目的、方向很明确。孔子很早就讲过这样一个关系，他说我们应当“志于道”。“道”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这个道在中国的意义既是天地之道，又是人之道，也就是天地的根本原则和做人的根本原则。天的道是什么呢？诚。所以在《孟子》、《中庸》里都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什么叫诚？诚是不欺的意思。它有一个规律，所以孔子又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有春夏秋冬的基本规律，所以天有天的守则，人也应该像天一样，有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学校教育最主要的是做这样的全面素质的教育。

我们现在常常讲，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我们那个时代就这样，我那时候上北大哲学系，一九五五年，一进门一个标语就是：欢迎未来的哲学家。我想你们大概也是这样，欢迎你们将来做一个什么家。这就是告诉你，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人什么样的人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基础在，怎么样做一个人。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人，你也就做不好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关系必须要知道。所以刚才我讲，首先你要志于道，你要有一个目标，要有做人的一个根本的道。

第二，要“据于德”，要以德为根本。然后要“依于仁”，最后才“游于艺”。“艺”在中国古代，就是具体的技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总是强调“以道统艺”，也就是你要有个方向，有个原则，在这个方向原则下面，你来学技能，运用技能，发挥技能，才是有方向的。所以你要能够做更好的事，就必须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学习不是单纯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过去我们老是批评一句话，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就是“学而优则仕。”你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批评这句话。“学而优则仕”，就是读书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人把这个字理解错了，“学而优”，就觉得是学得好了再去做官。其实这个“优”在古代的意义是悠闲的“悠”，“学而优则仕”就是你学的空闲，就去“仕”。“仕”的本意是服务的意思，就是做事情的事，就是服务，当然这个服务里面包括做官，做官也是服务。仕这个字，你们看日本一直到现在，服务的意思还用这个仕。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把这个仕叫做官，其实仕是包括官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活动。我们批判这句话的时候忘了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前面一句话：“仕而优则学”，意思是你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工作，有空闲的时候，你要好好地学习。荀子还讲过另外一句话：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同样是古人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很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在这个方面。把教育单纯变成一个技能教育，而没有使它成为对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做一个人。

现在的社会各方面紧张的关系实际上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我们现在的青年，如果要适应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发展，其实更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培养自己的全面素质，这个方面，我想中国传统的“为己之学”，恰恰是可以让你在这方面得到启示的。

所谓“为已之学”，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修养。修养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的伦理学居然不讲修养。讨论了伦理学的对象、伦理学的原则，就是不讲修养。其实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包括知识等等的提高，无非来源于教育和自我修养这两个方面。教育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些都是外在的，而自我修养是内在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带有某种强迫性，而自我修养，就完全要自觉。人也只有在这两个方面内外结合，自觉和强迫结合的过程中，才会培养出完美的人格来。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期，不敢谈修养，好像一谈修养，就是要让人当驯服工具。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狠狠地批判了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判他里边从传统来讲的一些道德修养的问题。其实我想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修养是不能缺少的，现在我们同样要把教育和修养很好地结合起来。其实修养对个人来讲也是一个全面素质的提高，过去我们一讲到修养，好像完全是道德方面的、伦理的修养，实际完全不是这样。修养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中国传统讲到的修养，其实都是全方位的。

要适应现在的社会，在自我修养方面，我认为至少要认真地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点，就是你的做人的基本品德的确立。我想这个素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一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做个人？其实我看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人。这里边有一些基本品德需要确立，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知耻”。

北大有些同学曾经跟我交谈，算一个采访，希望我给同学们提一点做人的基本的品德。因为那次整个谈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儒、释、道，我从这三家里分别挑出三个词来给大家。第一个，就是“羞耻”。孟子讲，人皆有四端。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作为一个人，羞恶之心是最重要的，就是知耻。一个人如果连羞耻都不懂的话，那我想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那还能成为一个人吗？所以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耻之于人，大矣。一个人做了坏事，连脸都不知道红一下子，我想那是禽兽。人跟禽兽的差别，我想大概最根本的还是这一点。如果知道羞耻以后，就会知道怎么去改恶从善。另外一个，如果别人来吹捧你，你还沾沾自喜，一点不觉得害臊的话，这也是不知耻。所以孟子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情”就是实情，实际情况。名不符实，作为君子应该感到害臊。所以耻应该说是做人的基本品德。

第二个，信也。要知耻，要守信。《论语》里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讲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信”的问题不仅仅是做人的基本品德。我们不仅要培养这样一个做人的品德，同时还要遵循社会的基本道德。“信”也是社会基本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第二个素质的培养，就是要遵循社会的基本道德。

社会的基本道德里面，首先一个，就是伦常的关系。这个伦常关系我们过去来讲，还都是家庭关系，其实不尽然。伦常的关系既有家庭的关系，同时也有社会关系。过去讲伦常关系有五伦：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或者把长幼换成朋友。在这五伦里面，很多都是家庭里面的，或者是家族里面的，但这里面，还有个君臣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替换一下的话，实际上也是上下的关系，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长幼的关系，实际上不仅仅是家庭里的，在社会上也有很多长幼关系。我想社会的基本道德里面，首先就是伦常的关系。这种伦常的关系问题，当然跟中国社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下来，血缘的宗族的关系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种族血缘的关系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所以非常强调这样的家庭的、血缘的、亲族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完全是自然的关系，称之为天伦。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的话，那么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非常和睦，那就享受天伦之乐。除了天伦，还有社会人伦，这个也是需要很好的协调。在五伦关系中，过去我们过去偏重于一种单向的义务，这主要是汉代以来讲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夫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好像都是单向的。其实从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来看，这种五伦关系完全是双向的。只有父慈，子才有孝的问题；只有兄良，弟才有悌的问题；只有夫义，妻才能有听；只有君仁，臣才讲忠。是双向的权力和双向的义务。这在《礼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说明至少在先秦时代，人们对这个关系都是非常清楚的。当有人问孟子，听说周文王、周武王把殷纣王给杀了，这是不是一个对上的叛乱，孟子回答他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纣王是独夫民贼，众叛亲离。后来荀子在他的书里讲到君道、臣道、子道，都讲到这样一些原则。君如果不仁的话，臣对他的否定，并不是违背伦常的。五伦的关系恢复这种双向，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社会是不可能没有伦常的。如果把一流的人才，没有分工，大家都是一样，那不行。研究室里面也要有主任、副主任、试验员，大家都来当主任，这个研究室怎么搞？这种伦常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失序，没有伦常，因此很多地方浪费极大，这个浪费不是财力、物力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我们大概也知道，很多教授做实验都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因为没有人给他当助手。这种伦常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得最为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工农兵学员的讲义都是教授亲自去刻，亲自去印，亲自去发到学员手里去的，这叫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一直到现在也同样很多情况是这样。本来可以通过一种分工的关系，不同的职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职，这样事情就会办得很好了。这个是不是一种简单的劳动观念上的问题？教室里的厕所也要教员自己去打扫，培养他的劳动观念。这一个方面是培养培养这种劳动观念，但另一方面导致的后果是失去了社会的有机的伦常。结果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全能，每个人都要全能，那就不可能是高精尖。社会这样一种伦常的关系，实际上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敬业尽职，我在哪个岗位上，我就要把这个岗位上的事情做好。这样关系就协调了。

做人的基本品德除了知耻，守信，还有一个，就是操守，或者叫节气。做一个人都要有做人的骨气、节气、操守。换一句话就是坚持做人的原则。这个原则孟子曾经概括成三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一点，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这个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最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动员揭发，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丈夫揭发妻子，妻子揭发丈夫，这叫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个情况下造成当时很多人根本不讲节气，哪一面风来就往哪一面倒，没有一个个人的操守，没有一个坚持的原则。这个破坏能力相当之强。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就失去了基本信任，互相基本的信任没有了。而这种揭发最大的破坏，就是对亲情的破坏。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面，家庭永远是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家庭关系维系得好不好，对社会整个的稳定非常重要。这种亲情的破坏，可以说是对人的感情上的最大的伤害。

现在可能也有人讲，西方人根本不讲亲情，特别是讲究依法治理，还讲什么亲情呢？其实法跟情的问题，过去我们都把它看得比较对立，但我们平时也讲要合情、合理、合法呀。当然，合情就有合事实的意思，但这个情里面也确确实实有感情的方面，而且这个感情里面还有亲情。那么能不能够统一呢？这个统一其实也很有意思，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九九三年，我曾经去韩国做访问研究三个月，我就考察儒学在现代韩国的情况。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在韩国的《民法》里面，有这么一条规定，引起了我的注意。《民法》对审判窝藏罪的评判，作了这样的区分：如果窝藏者是被窝藏人的父亲或者儿子，那判罪可以判得轻一点，不是他的父亲不是他的儿子，比如罚款需要一万块的话，那父亲和儿子的话只要五千。孔子讲过一段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面他就考虑到亲情的问题。很有意思。还有另外一条，判伤害罪时，如果是父亲伤害了子女，或子女伤害了父亲，那判得重，没有的这样的关系的话，判三年，如果是父亲子女，那判六年。这就把法和情结合起来考虑了。这样的考虑，实际上是鼓励社会对家庭的稳定和亲情的关系的维系。正在这个时期，九三年大概九月份到十二月份，韩国又发布住房纳税方面的条例，韩国的住房政策，根据你的经济收入的不同，在规定的规范之内住房是免费的；如果你超标，你住二百米住三百米都可以，那要纳税。但他有一条，如果你跟你的父母住在一起，可以免税。在法律上做出这样一个规定，来维系家庭的稳定和亲情的关系。这当然是儒家的传统，但是我们考虑考虑，有没有他的道理，在东方社会这样一个传统，有没有他的合理性。

最近报上登过一个消息，有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要表现他自己，结果就把救过他父亲命的一个人给检举揭发出来了，使得那个人死了，他爱人也死了，结果他父子断绝关系，父亲到死也不肯见他的儿子，儿子悔恨了一生，最后儿子得癌死的，到死都非常悔恨，成了他的终生的遗憾。一个人如果他有节气有操守的话，他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第三，在个人修养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也不是特别注意的。就是审美情趣和艺术精神的培养。上面两个如果是道德精神的体现的话，这一条着重的是艺术精神和审美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就表现在它的礼乐文化中。礼乐文化中间，礼以别，也就是伦理；乐讲和，也就是艺术。中国的人文精神具体就体现在礼乐文化。礼乐文化也就是一种伦理的精神，艺术精神。艺术精神里面最重要的是一种审美情趣的培养。审美情趣的培养，实际上是提升人的对于外在事物的欣赏的一种体味和品味，我们对艺术都有一种体味或者口味，你的品味高不高？审美情趣品味的高下，对人生是很有影响的。艺术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在看不见的过程中就渗透到你的血液里面去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这个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是人生修养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也有人比喻为两个翅膀或者两个轮子。而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程度怎么样，也就被看作这个人素质高下的体现。中国的文化是很有艺术性的。中国的艺术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有深邃的哲理性，反过来，中国的哲理又富于非常生动的艺术性。中国的文化中深邃的哲理性和生动的艺术性是浑然一体的，这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的特点。艺术精神，我们不是讲具体的艺术的一种活动，当然艺术的精神的培养是离不开对某种艺术的实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讲的这种艺术精神，它体现为一种对社会、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是对于社会和个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思考，是对于理想社会和完善人格的一种追求，乃至于是对于处世、行事方法的把握和运用。而且如果培养起这样一种审美情趣，有一种高尚的艺术精神，它会给人一种旷达和平静，而艺术的幽默会给人以智慧和轻松。多一点艺术修养，多一点艺术精神，就会给你的人生增添无尽的生气和活力。我们在培养这种品味和修养中间，我们还会体会到不少的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我们只要读读诗就可以，更不用说看绘画，看别的。

中国过去非常重视艺术方面的教育。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我说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怎么来了解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都是从戏里面看的。过去没有这么普及的教育。那他们怎么来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看戏嘛。所以戏曲艺术不能轻视。中国古代把戏曲称为“高台教化”。它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深。很多老百姓并没有读过书，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他懂得中国的历史。哪来的？戏曲的教化。对于艺术的力量是不能轻视的。

我们如果有比较深的艺术修养，有比较高尚的欣赏品味，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中体会到相当多的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所以艺术修养不但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而且也能够提高人在实际处理事务、在处世方面的能力。这一点我们过去不太注意。我们如果形容一个人外交搞得好，就说他外交艺术非常好；我们说一个人打仗指挥得好，就说他军事艺术好，都称之为“艺术”。这些里面都有个艺术，为什么这样讲？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艺术是求和谐的。越是讲和的，越是强调和谐。那么怎么样达到和谐呢？不管是绘画作品也好，书法作品也好，建筑艺术也好，舞台艺术也好，要达到和谐，就要去很好的经营布置。所以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里非常强调经营布置。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个位置，这个颜色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落笔应该重，那个地方落笔应该轻。你如果能够领会得透，贯彻到你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搞得井然有序，而且非常和谐。所以艺术精神的培养，审美情趣的培养，我们不要以为只是一种娱乐，或者只是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有所收益，其实你要能够把握这里面的真正的精神的话，对于日常的做事情，也都有帮助。所以全面素质里面，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培养。

过去北大校长蔡元培曾经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我觉得他是完全根据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来讲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的观念相对是比较淡的，一直到现在稍有知识的人也很耻于说自己有某种宗教信仰，当然现在情况也在开始变化，刚才有位同学跟我讲，他如果信了宗教，家庭里可能会发生矛盾。中国的传统确实是这样的。这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人文精神主要是强调自我的修养，自我的提升，这种自我的提升实际上拒绝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外力的解脱。不像西方基督教，上帝来拯救，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神也是听命于人的。在中国从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就是说天，是按照人们的意志来办的，人们是以德配天，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对于神鬼，敬神鬼而远之，宗教的神圣性、虔诚性，很缺乏，即使后来有了一些宗教信仰，都是非常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临时抱佛脚，不管你是哪个神，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只要对我有好处就行，缺少神圣性和虔诚性。再一个方面，这种人文精神非常强调自我提升、自我克制，非常强调不要为物所役，历来就有这样的教导，就是不能让物欲牵着人走，强调人的主体性。所以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时候，很多人主张中国人也要建立宗教，也要把宗教变成国教，因为当时有人考察了，西方为什么强大，除了他们的政治自由、经济发达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宗教，所以中国也应该学。究竟建立什么样的国教呢？各有各的说法。康有为说把儒教变成国教。章太炎就认为要把佛教变成国教。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表宗教，我觉得很高明。当然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这完全是个人精神生活，不信仰宗教的人应该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该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美育教育，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比较缺乏的。

第四个方面，在素质培养或者自我修养中，要培养和增强自己应对环境的能力。要适应社会的环境，要能够正确对待个人的穷和通。穷就是不顺利，通就是很顺利。在这个地方啊我一直非常赞赏荀子的书里面假借孔子的口说的一段话：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我觉得荀子这段话讲得非常好。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说每个人的才能都不太一样的，有人才能更高一些，有的人差一些，不管才能怎么样，能不能够得到发挥？这是有个机会的问题。很多人有非常深的学问，非常强的能力，可是他没有遇到时机，不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这种情况多得是。所以一个人要有应对环境的能力。在困忧的情况下，能够不惑。我们现在很多人碰到一些困难，就可能灰心丧志，用现在的话说，心理素质不够健全。

第五个方面，我们还应该培养涵养功夫和仪表风度。涵养功夫和仪表风度是表里关系，外在的仪表风度反映了一个人内在的涵养。一个人如果涵养很差的话，我想不能够说这个人的素质很高。涵养里面最根本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想最根本的内容是谦虚。所以一个有涵养的人，关键要能够虚心地待人接物。可这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个人做到时时事事都谦虚谨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要做到不耻下问，更是需要长期的自我修养才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多次讲到这样的问题，周易里面就讲到，“人道恶盈而好谦也”。“盈”就是满。自满是最不好的。《尚书》里面讲：“满招损，谦受益”。古代也有很多比喻来例子，孔子有一次到周朝的宗庙里面去，看到一个东西，它空的时候是斜的，装一半水的时候，就是正的，装满了水，它又倒了，这叫做欹器。孔子看了以后很有感慨，这说明不能太满了，满了就要翻倒，他说：“恶有满而不覆者？”所以要把里面的水取出来一些，让它持平。孔子非常肯定这点，他认为保持一种不满的状态，只有达到很高道德的人才可以做到。这种涵养功夫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人，人们一定会感觉到他没有涵养，也就没有素养，没有教养。涵养的功夫也应该表现在外在的仪表风度上。一个人内心的精神状态常常也会表现在他外在的言语行为上，一个人涵养功夫很好的话，他也一定会在仪表风度上非常注意，也会表现得很有修养。很多人特别欣赏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这样才是潇洒。现在中小学青少年一般的文化教育上，缺少这方面的教育，或者只是一种形式上、口头上的，缺少一些切实可行的、可以遵守的礼仪规范。因为我们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一家一个小皇帝，大家都要让着他，所以吃没吃相，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种情况多得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应该说是互相影响的，因为礼仪常常表现在外在的规范上，其实遵守这些规范，慢慢也会影响到你内在的涵养功夫，涵养功夫深了也会影响到你外在的仪表风度，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的。

最后，全面素质的培养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认定。这个问题也不能空谈，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这些品质的培养、遵循、确立、增强都有关系。生命的意义、人生价值不能是空的。我们现在每个人也都在追求，我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这个愿望还是很好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很多人在实现自我价值方面有一种迷惘，或者有一种误解。好像自己有了能力就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了，那就是你得到别人的承认了，如果你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说我的自我价值统统实现了!这能是实现吗？自我价值的实现，归根结底，就是得到了社会、群体、他人的承认。既然是要得到社会、群体、他人的承认，那么你就要为社会、群体、他人做出贡献，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哪有自己关起门来说我自我价值实现了？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有的时候讲，有些人对儒家的思想没有了解，说儒家强调团体精神，强调社会，强调抹杀个人。错了。其实儒家告诉了你一个秘密，就是你只要为社会服务，你只要为社会奉献，社会就会承认你的价值。就是告诉你这样一个秘密。结果反而遭到了误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大家都非常欣赏范仲淹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为社会、为群体、为他人做贡献的精神，在这个中间价值就实现了，离开了这个，你关起门来说价值实现了，没有人承认你。没有人承认你，你的价值怎么实现？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对社会的奉献。

佛教里面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在中国流传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根本的精神就是“悲智双运”，什么叫做“悲智双运”呢？智就是自我的觉悟，用佛教的话叫“自度”；悲就是把别人从痛苦中拯救出来，用佛教的话叫“度人”。大乘的根本精神就是自度度人，有人把这个精神概括为：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佛教里面讲，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你带来了什么，又能够带走什么，一切都是眼前的事情最重要。所以你要一切都留给现在。这个又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来了，我刚才提到一句，这个跟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有关系。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生命又有什么意义？诸如这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追索的。或者称这个问题为“终极关怀”。

现在世界的文化中，对生命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为背景的，这个文化对生命怎么看呢？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肉体灵魂都是上帝给的，跟父母是没有关系的，无非是借父母的身体生下来罢了。所以普天之下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予你肉体灵魂，人死了以后肉体消失了，灵魂怎么办呢？你如果作了坏事，下地狱；你如果作了好事，成了上帝的选民，那么你的灵魂回到上帝身边去。生命来自上帝，上帝给了他肉体灵魂，所以他们的很大的愿望，成为上帝的选民，就是能够回到上帝身边去。在这样一个生命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要负责，而上帝是为大家服务的。每个人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每个人不会有第二次生命的。从这样一个生命观里面看，其它因素不讲，就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可能跟西方以个人为主体的生命观有相当大的关系。

第二种，就是印度文化生命观，就是所谓业报、轮回。它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观。个体的生命是跟任何人没有关系的。父母生养也只是借父母的身体把你生下来罢了。个人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你的“业”造成的。“业”是什么？“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你的行为，“口”就是你的言论，“意”就是你的观念思想。你的三业造成了你这个人，所谓“业报、轮回”，所以是自作自受的。你上辈子作了好事，你这辈子就可以投胎到富人家里过好日子；你上辈子作了坏事，你这辈子就要到穷人家里去受苦。这所谓自作自受。跟父母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自己的“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也只能是“自心自度”，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去消除你的业，最后你就超脱轮回，也就是不在生死之间流转。生命是由你自己的业造成的，生命是可以有轮转的，跟基督教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它也是以个体的生命为根本。

第三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观，我称它为族类的生命观，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血缘的、宗族的生命观。这个生命观认为生命是自然给的，是天地给的，天生之，地养之，都是天地给的。天地之气，父母之气，生出来的。死了以后，肉体归于地，精神升于天，一个浊气，一个清气。对于个体，生命怎么延续？生命延续在你的子孙后代。所以父母和子女是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子女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不敢随便损伤。子女应该继承父母的精神、事业，如果不能继承，那就是不肖子孙。这个观念在荀子那里表达得很清楚。荀子讲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先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为什么中国人过去要祭天、祭地，牌位要供天地君亲师，就是报本。中国人的生命，是一个族类延续的生命，所以父母对子女是要负责任的，子女对父母也要是负责任的。刚才讲的那两个文化，都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你要是跟美国人去讲，你父亲欠了钱，你作儿子还吧？那是笑话。可在中国，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但即使变化了，儿子心里面总觉得父亲欠的债还是应该还还的，至少有这种潜意识。

刚才讲到印度文化讲的是自作自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不是这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的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父母作了好事，子女就能够受到福萌；父母作了坏事，生个儿子没有屁眼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当然很难评价哪个生命观更好一些。形成了这样不同的生命观。这种族类的生命观，我认为是一种大生命观，跳出了个体，是一个族类，它甚至于是整个的宇宙。父母如果你把什么事情都弄尽了，让子孙没法活了，你这个父母简直够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强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要为子孙后代考虑的。这样一种生命观，我们看到的只是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家族内部的观念，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任何一个生命过程中的行为，都会跟整个社会发生关系。我想我们如果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话，我想我们的思路可能就跟西方的思考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家庭的观念、民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社会的责任等等啊，在相当程度上，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我想对于生命的认识的观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面，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就不能单纯地考虑到个体，而要把生命扩大，延续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延续到我们的族类，这样考虑才能体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这个在我们的素质的培养里面，也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意义。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确定、认定以后，你可能才会自觉地进行那些方面的素质的培养。

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思想史中，哲学史中，根本的为学之道是为已。它是修身养性之道，安身立命之地，是高尚品质、完美人格的建立，身心健全的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