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份我从北大中文系退休以后，跟北大就觉得越来越远了，我曾在文章里说，北大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存在了。其中来作为一次演讲，还引起了小小的风波，可能有人在场，以后再也不来了，这次听说还有外校的同学，刚才听你们介绍你们的工作，我感觉我们一定是想到一块去了，比较接近了。本来给我一个题目，让我来谈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太好讲，而且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与组织相遇》，里面也谈到很多不想再讲了。 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和大家聊天，随便谈谈，我先起个头，我说什么呢？就是给 大家汇报我从去年八月份退休以后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同学们对我所想的和所作的事情有没有兴趣，让我们就算一个引子吧，自我交谈。从北大退休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有一种解放感和自我感，为什么呢？ 因为在退休之前我有一个头衔，或者说有一种身份，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教授”，那么这个身份有两个内容，在某种程度对人是一种束缚，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人们对北京大学教授是有各种想象的，然后看你这个人合不合北大的身份，你要不合，就说你不像北大教授，对于一个搞现代文学的，好像你搞得不是专业，就有不务正业的嫌疑。实际上，我感觉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束缚，那么现在我退休了，身份没了，可以不必管了，我所在所为像不像北大教授，像不像现代文学教授，不受限制，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胡思乱想，也可以胡说八道，说是在话，我这退休一年多，空前的自由充实，想了很多也作了很多事，今天向大家汇报一下。

无论做什么，我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就是退休以后，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就是把想大问题跟做小事情结合起来。想大问题就是天马行空，就是胡思乱想，做小事情就是落实到一些可以操作的事情上，我自己也把它诗意化，我认为这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的生成方式，那么我想，我做什么事情大概有这么一个理念，当然退休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回到家里，因为长期的工作，没时间跟家里老伴在一起玩。我第一件大事就是玩。我今年做了一个浪漫旅游，就是从希腊，到雅典，然后坐海轮到意大利，然后到庞贝，再从庞贝到罗马，到威尼斯，到佛罗伦萨，到维也纳，到金色大厅去听音乐，然后就拜见那些著名的音乐家，莫扎特，然后到德国的，碰到他们的啤酒节，喝大桶啤酒吃大块肉，然后到巴黎，然后就回来。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溯源，本来我的计划还要去埃及，埃及跟各民族不一样，但是，埃及不安全。其实，我还非常想去巴格达，如果埃及和巴格达都去了，就全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我觉得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相遇，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这是退休后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写东西，做学术，这一年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里写东西，那么些什么呢？就是一个比较怪的题目，跟这个毫无关系，研究1957年的中国，也就是“反右”运动，其中 很大一部分讲1957年回到北京大学，是校园的一个 ，，，我为什么要研究1957年的“反右”运动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跟我的一个理念是有关系的，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不重视对20世纪中国的研究。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寻找各种思想的资源，解决问题的资源，可以从多方面找，从现在普遍的思路，就是向西方寻找资源，另一个就是同学们比较关注的中国传统文化，去寻找这个资源，我觉得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而且很有价值，而且说老实话，到现在为止虽然喊得很凶，但实际上，对西方真正的研究和了解还很差，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了解也很差。我们经常提到国学热，其实我觉得没有，热则有，国学没有，热是有了，真正对国学的研究没有几个人，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做不到。当然我觉得，可能跟我专业有关，除了向西方寻找资源，向中国传统寻找，其实一个 非常重要的就是向20世纪寻找经验。20世纪的中国跟我们更贴近，他跟现代意义上跟贴近，而20世纪恰恰是被人们所忽略的或者说是被强制的，有几大因素。其实说起来，20 世纪的中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20世纪的世界它有三大事件，一个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之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战争。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帝国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形成。第三个事件就是我们讲的共和国运动，它从发展到后来的危机 ，到瓦解。实际上你考察一下，西方20 世纪的学术 就是对这三大历史事件的理解深化，产生的成果。在看中国的研究，中国在这三大事件中都处在核心位置，你看一站，阿拉伯战争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跟中国有很大关系 ，然后随民主国家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一件大事，那又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很特别，改革开放以后就更特别。实际上20世纪对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而她处在漩涡的中心。他的经验也是最丰富的，应该利用好，但恰好这经验没有利用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总结20 世纪经验迫在眉睫，总结20 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的层面，我们现在面临文化重建，就需要向传统文化向西方文化学习，但需要在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来提升，，，我觉得这几个是很迫切的一个任务，而且我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小任务，向人类做出贡献。只有你在总结自己问题的时候，你才真正为其他人做贡献。我前不久到上海去讲学，我对上海大学生有类似今天这样的，全国也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现在大学生有 不少你们这样的，，，他们让我题词，我题了一句话，叫做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未来，口气很大，是吧？但我觉得对学术界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完成，我们应该有自己创造自己，，，，，用这么丰富的历史经验，付出这么大代价，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价值，理想，因此从这个角度我来总结1957年经验。我们讲20世纪中国经验，经验的概念包括甚至是血的教训，我现在总结1957年 。1957年我们只认为有一个毛泽东所领导的“整风运动”，或者叫“反右”运动，但实际上在当时还有一个运动，就是以北大为中心的以北大起源地的519民主运动，或519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叫“519 ”因为是1957年5月19日，那天晚上在这个现代大讲堂里，当时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批判毛泽东，从那天起就建立起北大民主起来，当时讨论了很多中国的重大问题，它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当时他们学生提出的口号，，，是他们把这个运动也叫社会主义运动，追求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时候，，，，提出这样两个他们的理想，提出了教育问题，他们的思想，但是北大是非常的活跃，以后就，，，实际上这里面饱含了很多很宝贵的思想，，，，总结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第二个事情就是，听说你们前不久到了贵州的，，，这也是我所关注的，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在贵州呆过18年，当时在，，还工作过，，，，，我做了件事，那么就是我和我当年贵州的学生，朋友，我们编了一本书 叫《贵州读本》，就是对贵州文化作了一个重新的阐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王渊明，怎么会讲到王渊明呢，人们怎么 会认识贵州呢，藏在山上的，，，人们对贵州的发现认识，，，历史上有几个很辉煌的事件，一个是大家在讨论的夜郎国的问题，一个是徐霞客，中原对贵州的一个认识，一个是王渊明 ，他是第二次走到贵州，然后是明末的永历王朝 ，在下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西南联大那群学生，，，，，，也是对他的一次发现，人们一次一次的发现贵州，当时涉及到贵州的很多，有些跑题了，有机会再跟你们聊贵州的文化。那么我为什么要编《贵州读本》，除了当然有感情上的原因，在贵州呆了18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我21岁到39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间，也是最艰难的时间，贵州这块土地容纳了我，我无以为保，在感情上的一个回报。当然也有一个我们今天讲开发西北地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是文化的开发问题，这就涉及到文化开始的经济来源，文化开发的前提就是人们对这个的认识，才谈得上开发。认识他的传统，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关心的，就是现代化的进程问题，对本土的传统，在现代化当中会不会把传统毁掉，。因为我对贵州文化的解释就是贵州文化是很低俗很特别的，它有很强的容纳性，它其实体现了在一个低水平的，，体现了人类文化的理想，人和自然的和谐，多元文化的和谐，以及各民主文化之间的一种和谐，贵州文化实际上是在一个很低的，，某种意义上，它是，，，他就必须开发，但是不能够在现代化建设中把这样一个人类理想中的，，，不能先建设，再破坏，我觉得贵州开发不能再走这条路，，，，，。在现代化建设中，怎么传承本土文化，这是一个，，我想把贵州作为一个试点，，，我的一个引诱，我发现现代的青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在中国有一种逃离的倾向，当然从形式说，，，，，，，，，，，，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得罪了很多人，我说，，，，现在流行和当年流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有深厚的根基，他要跟到国外去，这没问题，他出国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他不仅真的去解决问题，因为他有根，他在外国文化面前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而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与文化断绝，这20年的同学，所有的留学生，包括本土的一个共同问题，我说过，是文化断绝的一代，到国外去本身没问题，问题是产生了对本土文化的无知，还有就是可怕的是对本土心理上情感上的疏离感，我觉得这是对中国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人民在情感上在心理上处于一种疏离感，这事非常麻烦，成了无根的，，，，，我觉得外国的，，可能到外国去了，，，这本身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是中国人，你即使取得了外国国籍，即使你是美籍华人，你仍然是中国人，你后面有强大的中华文化作后盾，他有中国文化作后盾，他觉得逃离，，，但如果说你没有了，你自己对中国文化疏离了，另一方面你对西方文化有进不去，然后你这个人就非常悲惨的，你就成了一个悬在空中的，你可能刚开始时很愉快，过久了，就会觉得突然没有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面临着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文化危机，面临着个人的生存问题，个人存在的问题，就成了无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当前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是青年人非常值得交流的问题，无根的下面是非常可怕的，无论对国家民主还是对个人来说，它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我想提出一个教育的问题，叫做“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样一个命题，认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地理文化，以及这里的父老乡亲，普通老百姓，与他们保持一种血肉的联系。我实际上拿贵州作为一个点，很简单，从你所在的地方，贵州人，你贵州人得知道你所在的贵州是怎么回事，他有什么东西，你和这块土地间的血肉联系，以后你做什么事都无所谓，你到哪里去，都不是本质的东西，你只要脚踏着者这块土地，你有了根之后，随便做什么都无所谓，出国也无所谓。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在实现。我这本书编出来了，下个月我要到贵州去，拿着这本书去，我准备走遍贵州每一个专州，各个专州的大学生跟大学生的对话。这样讲，我理解的贵州文化是怎么回事，做很多活动，而且我想搞支农活动，，，，，我准备分两次去，最后把贵州全跑遍，想拿它作为一个点，做这样一个教育。如果这点成功了，还希望它能推广到别的地方去，就先是西部地区。同时我在编一个相对区域文化，，其中有北京读本，有上海读本，有江南读本，有湘粤读本，我希望将来有，，，先从认识自身做。我们不要谈认识大中国，先谈我自己所在的省，这更切实。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在做的这个事情跟你们有很大关系。那我做的第三个事情跟你们关系更加密切，就是我编了一个中学生语文读本。今年我除了一套书，叫做《走进鲁迅三部曲》，还没出来，在印刷，是给中学生看的。第二本书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叫 ，，，，是给大学生看的。这本书没讲几部鲁迅作品，引发出来一些问题，主要是引导大学生去读鲁迅原著。第三本书是《与鲁迅相近》，这已经出版了，这是我跟研究生讲的录下来的。所以我编的一套书 跟中学生，跟大学生讲鲁迅，实际上是逆潮流的，因为当下对鲁迅批评极多。我这么固执的在这里好像不大合时宜。其实这个背后也有我一个理念在，我在跟北大的、一个留学生聊天时谈，他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可以作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思想家，文学家。那么就是说每个民族，每个人在遇到问题时，他可以到这个原创性思想性的文学家那里去寻找他要的 ，自我启发。再说面对理想与现实，每个民族都有，，，所有英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所有的俄国人都知道有托尔斯泰，他们说我是莎士比亚的子孙，是托尔斯泰的子孙，作为自豪。那么，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他也应该有这样一些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我是搞现代文学，我就认为鲁迅是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古代一些思想具有原创性，显然可以是孔子，庄子，还有，中国人很奇怪，没有人很自豪地说我是孔子的后代，我是鲁迅的后代，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好像理不顺，很荒谬，为什么人家敢说我是莎士比亚的后代，我们不敢说我是孔子的后代，我是鲁迅的后代，很奇怪。现在就是说怎样使这些原创性的思想家在本民族人民的心灵深处扎下根。我觉得关键就是教育。如果所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从小就对孔子有所了解，对鲁迅有所了解，他长大了，无论做什么事，都他无关紧要，至少知道孔子，鲁迅是怎么回事，他有一些了解。当然你也不能了解就一定能接受，因为人要接受就要体验，但至少知道了，以后他长大了，到一定时候会就知道。我的观点是，，，提出与孔子相遇 ，与鲁迅相遇的问题，这是讲起有缘分的，不是你读了就遇到，读了不见得就遇得到，“遇 ”是两个心灵的相遇，在一定时候在某种机缘下就相遇了，没有这种机缘 ，就不能相遇。作为教育，你要让他知道，不能强制，不能说你一定要怎么样，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不是心灵相遇。他不相遇 ，你再说没用。但是从教育来说，我告诉你这东西，我虽然不要你怎样，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最后你拒绝孔子，拒绝鲁迅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这种选择是自我生命的选择，但我必须教育你，告诉你有这个东西，有了以后，即使你现在拒绝到一定时候也会相遇 。你要相信孔子鲁迅思想本身的力量在那里，现在你拒绝它，你不必着急，到一定时候会相遇，教育就是垫这个底。所以我在考虑将我们中国向孔子像鲁迅这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文学，他的思想从小怎么渗入怎么深入到中小学教育中，怎么能在民族心理扎下根，我觉得这同样是非常重大的教育课题。那么我自己呢，我只能从我的专业来说，我不能……孔子，鲁迅，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大家现在比较关注中学语文改革 ，通过高中语文，他就规定以后中学语文他有很多的选修课，选的比例相当大，而现在作为老师，他们很困难，所以我觉得作为大学老师，作为大学生，其实是可以在这方面作点贡献的，怎么介入中学的选修课。选课有什么好处，作演讲做讲座是有限的，但是选课那就不一样了，而且要编教材，我现在要编一套关于高中的选修课教材，为什么要单独编呢，他有几个问题，编这套书不是好编的，你对对象要非常了解，还要考虑到中学生的特点，他怎么能够接受，我是把鲁迅编了很多话题，有很多活动建议，阅读建议，我准备拿鲁迅做一个点。本来这个月我准备到我家乡我自己的中学我自己去讲，我去开一门选修课，不是做演讲讲座，而是去上课。下一步是组织一支力量来编，我很想编论语读本，就是怎样把论语作为一个话题让中学生能够接受，把他理解，作为中国古代 ，传统的有哪些除了孔子之外有原创性的还有什么人，中学生能够接受的，就编这么一套中学生能够接受的读本。组织这些人去上这些课，我想这些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把我当时的理念即民主怎么落实下来。这大概就是我要做的几件事，还有就是写思想汇报，我大概已经写了将近4万字的，就是对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表我自己的一些意见，尽我自己的一份责任吧。我大概就做这些事， 背后还有，我在探讨一个问题，中国的理想组织，可以做什么事，我们可以怎么做，因为我坚信当下是实利注意与消费主义的时代，但只要人有精神追求，就一定有理想。我对中国什么都悲观，但对两条很乐观，一个人多，一个地方大，人很多所以比例很小，绝对数很小，年轻一代它本身就有理想，不断涌现出理想主义者，也还有这些老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见面是两代理想主义者的见面。我在思考，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者是有教训的，我们这一代，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理想太高，理想太大，期待太高，很容易失望 ，其实鲁迅那一代就是这个理想，他们以为只要搞思想启蒙，只要搞改造国民性，中国就好了，他们那一代就是这样想的。理想要破除幻想，以为你想做什么就可以改变什么，我主张期待不要太高，很简单，我做的所有事 ，实际效果有多小，不要紧，它是正数就行了，低调一点处理就行了。第二点就是 “众人皆醉我独醒”，很明显的自我神圣感，特别是孤独的时候，它本身有问题，他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别人，觉得别人都不行，只有我是做好的。中国有假道学，这是不好的，我们要防止成为假道学，在制高点上来审判别人，你没有权利。你要尊重别人的选择，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容易导致独断主义，独断导致专制。说起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从单纯角度讲是有魅力的，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掌握无所不在的权力，我们没有。理想主义者，又掌握权力，不受限制，不受制约，那是很可怕的。作为没有权力的理想主义者，对别人实行压迫也不是很好的，别人有别人的选择，我尊重别人的选择，所以有时候我把理想主义叫个人理想主义，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不想把它普遍化，这样理想太高，容易形成警惕别人，，独断主义，我把自己称作个人的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可以做什么事情，过去说理想主义的出路是革命，我们的老一代革命起来可能不太有很多问题，我不赞成简单的告别革命，，但是把革命理解成一种暴力，把，，颠倒过来，这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有人这么做，我也不能反对，但我自己不会选择这样的道路的。20 世纪经验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当年梁溯明，陶行知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也是20世纪，，，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到乡村去，到边远农村去，作我们力所能及的，传播文化，传播思想，这样的工作据我所知，在全国很多地方，有人在做，这是切实可行的一件事。但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做这样的工作，你和农民的关系，你怎样处理，这方面有很多的历史教训。不能把自己作为救世主，也不能把农民美化，把他们理想化，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和农民是两个独立的阶层，各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农民没有必要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没有必要变成农民，我们是彼此独立的平等的关系，是不是可以是朋友的关系，各自独立。你到农村去，为底层人民办事，实际上对你自己也是通过这个来了解中国社会，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认识你脚下的土一样，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表现在典籍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承载着中国生存，，某种程度上，，，，，，，，，所以我们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除了读书，还要了解民间存在的一些形态。对我们自身也是，，这是双向的，是对别人的帮助，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了解，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是 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做这个也是对，，，可以做一些农村建设的基本工作，我想到的做到的大概就这些。向大家汇报到这。

讨论：

讨论中的经典言论；

必须守得住，特别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民族精神的堡垒，特别在当下来说，大学要守住精神的东西。“守”很重要，特别是在当下，实用主义盛行的风气下，大学就应该是精神圣地，守住精神的东西。现在大家不谈守，这很可怕。

我到觉得有时候需要保守，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守得一些东西，你不能所有事都在不断变化 ，不能永远跟潮流一样。大学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对已有的东西，包括学术的东西的指认，在批判的同时进行创造。它为社会提供一个批判和创作的一种心得，一种资源。

什么叫一流教授，就应该是胡说八道，胡思乱想的人，他是异端的，科学也是这样的，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和原来的，你比如说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最初出现都是谬论啊，居里夫人一个一个去拜访 科学院的人 给她投票，好多人不承认她 。真正的思想肯定是以一种胡说八道的形式出现的，然后变成正果。真正的“大家”，对自己指引，对别人宽容。

为什么强调批判创造呢，培养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思想，必须有批判能力，突破已有的东西，同时，创造出新的东西。我觉得独立和自由最终的是创造，就是原创，最大的价值在于原创，但你怎么原创呢，前面必须有独立自由，有批判，最后归结到创造，而且是原创。这是跟大学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北大作为 一流的大学，如果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提倡独立自由，批判和创造。这是我对北大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北大有两个传统，一个光荣的传统，一个还有耻辱。

北大自己本身有一些毛病，北大传统里也有一些教训，我们经常有一个命题叫“青春是美丽的”，其实青春也是可怕的，青春容易被利用。北大太醒目了，容易被各种力量利用。北大学生要警惕，防止被利用。

北大最活跃最有思想的不是学文科的，而是学理科的。学理科一旦有了悟性，一定比学文科的强。这是我多年经验的一个看法。

1957年的北大学生是很有意思的。

问：您刚才说您要做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我的老师，包括美院的柳先生，由于我从事的这个行业 ，经常提到概念性设计，它也是一种理想，他要求你对前面的一些东西有一些突破，向您说的作一个比较低调的理想主义者，当我注意到一些客观的，实际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时候，画杯子和画盛水的容器是不一样的。您有没有觉得这中间有矛盾的地方，还是说我没有理解到，还是我们的思想不同。

答：我讲低调是说做事情时期待值不要太高，和创造不同，创造是绝对需要想象力的，需要思想的解放。所以，我曾经提过一个命题就是思想者和实践者是两个不同的身份。 人其实有两个身份，作思想者是必须彻底的甚至是超前的，是不考虑实际状况的，按自己理念 ，自己想象去做，当你是实践者时，实践是要考虑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当我们必然要做某种妥协。比如我的学术著作是从思想者的角度作的。当我编读本的时候是实践者的身份，要考虑条件。不同身份有不同选择。我曾经提过一个口号叫做“还思想以思想者”。某种程度上说思想和实践的分离是有好处的。就是思想者可以保持思想的独立自由，还能创造。但是，在生活中，完全的思想者存在是不可能的，你还得做实际的事情。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想大问题是思想者的存在，做小事情是实践者的存在。想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逻辑，我想你的老师和我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逻辑。

问: 您曾提到中国20世纪的思想来源于三个伟人，就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鲁迅，他们的人格应该是思想的体现，那么对我们当代青年分别有什么正面的启示和负面的启示。

答：我对孙中山研究不多。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概括了我们整个20世纪奋斗的目标，民族独立 ，民生，民权，就凭这一点，他就是伟人。你要研究20 世纪对他就不能忽略。

毛泽东是最伟大的，我对毛泽东有个概括，毛是中国最伟大的乌托邦思想家，和最大的独裁者。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非凡的，他有很多奇思异想。我建议大家看一些他的著作。

才子+流氓+ 帝王

从我个人来说，受鲁迅影响更大。我觉得鲁迅最接近我所说的思想者，他有很强的自我批判精神。我常拿他作为一个标准，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批判自己。对中学生谈鲁迅要小心，有些东西是不能谈的。我个人认为鲁迅是不太好相处的，因为他太敏感了，太冷峻了，虽然他内心比较热，但表现出来太冷峻了。他的性格也有一些不让人喜欢的地方。

任何伟人，你把他作为一个常人看时，所有常人的弱点他都有。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是把这些伟人圣人拉到生活中来批判。

问：您再来比较一下鲁迅和胡适好吗？

答:鲁迅和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他们的选择都有各自的价值。胡适最基本的理想，就是解决中国问题需要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他比较强调体制的建设，体制的力量。他有专家治国精英治国的理想，以国家建设推动文化思想的建设。

鲁迅跟他截然相反，他是站在体制的边缘，永远是批判者的身份。这样，他俩同时各自面临自己的矛盾，最有意思就是五四文化运动对他们的影响。胡适至死还说，鲁迅是我们的人。

资产阶级独立自由这是他俩共同的追求，恰是这个追求，他俩都有矛盾。胡适的矛盾是这个体制能不能容纳他的自由，当时的政府是不能容纳这个的，他几次进去有几次退出来。关键是他要维护我的独立自由。这是很宝贵的。他的理想实在体制内解决中国问题，但他的同道没有把这个保持下来。

鲁迅某种程度上比胡适自由一些，他在体制外。但他必须靠一种力量跟民间的力量结合，他就和共产党合作。鲁迅说过权利和自由是不相容的，胡适遇到一个国家问题，鲁迅遇到一个未来掌权的矛盾。权力讲集中，独立自由讲分离。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现在最大的要求是社会听我讲。

问: 您刚才说您是理想主义者，您还说会编一套给中学生读的书，那你会不会在当中渗透一些这样的思想。

答：我一直坚持民间原则，我编的书不进入教材，只作为课外读本。我不愿意做 ，他也不让我做。有时候是可以合作的。我编的新语文读本，就有很多新的思想。

   我建议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还是很好的，当作一种学说，而不是宗教化。我们 要正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的思想来源之一。

问：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研究与理想的问题，一个是文化艺术的发展问题 。

答: 有一部分学术把思想转化为知识，然后把知识传承下去。我们常讲的学院派的学说就指这个。另一种是偏于批判性的学说。两种各有利弊。中国现在需要康德这样的人。

学院派不要把自己绝对化，要勇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