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我退休之前，就开始关注中学语文教育。这是我一个自觉的选择。今天的谈话就从这里说起。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选择？是出于什么目的，什么想法，坦白的说，这是出于一种危机感。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到了世纪末，人也到了老年，一切都看透了，一切都绝望了，而唯一不敢看透，不敢绝望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一种危机感促使我关心中学语文教育。对于中国的现实，知识分子大体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乐观派，说中国大有希望。另一种是悲观派，觉得中国危机重重。还有一种认为是希望与危机并存。我总体上属于悲观派，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也是这样。同样有危机感的人文学者，知识分子，对于危机在那里？出路在那里？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大体上说，有两派，一个是制度派，认为问题出在制度上，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另一个是启蒙派，进行思想启蒙。实际上五四以来就有这么两派，大概胡适代表前者，鲁迅代表后者。在我看来，制度建设，思想启蒙都很重要。而且可以互相补充。没有制度建设，思想启蒙会落空。反过来，没有思想启蒙，制度建设也会出问题。正如鲁迅说的“中国是一个大染缸，这个染缸不改变，再好的制度，也要变色。”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都有道理。我自己偏向于思想启蒙这条路。当然我也只能做这事，作为大学教授，我只能教课，写文章，别的没本事。

对于中国危机的认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或者说更困难的是在思想上，中国人出了问题，人心出了问题，精神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是长远的，一时很难解决的问题。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人心在哪里出了问题呢？这就涉及到教育问题。

首先，我感觉到，我们的民族从大人到小孩都不会说话了。说的更具体一点，我们已经不会说自己的话了，我们已经不会说真话了。这种情况到处可见。举简单的一个例子，电视台的记者针对某个事件,采访某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或其他，这个人就说，我们人民群众怎么怎么样。我听了就非常惊讶，说你自己的想法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说我们人民群众怎么怎么样呢？你怎么突然成为人民的代表呢？他（她）说的是别人希望说的话，要求说的话，于是他（她）就说出来了。说的不是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参加各种讨论会，学习会，很多人谈观点，谈感受，谈体会，慷慨激昂，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假话。主持人也知道是假话，但主持人要汇报上去，看汇报的人心里明白是假话，但也要层层报上去。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一个游戏规则。这时如果有人说真话，就是破坏游戏规则。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反映到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写作上，出现了大量的空话、套话、假话、大话。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我称之为“伪写作”，就是伪感伤，伪抒情，伪天真，伪叛逆。这是两种类型文章，在中国都有传统。前者属于中国传统八股文，后面的伪写作属于中国的策论。策论就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铿锵有力，振振有辞。这是一种迎合的写作，不是发自内心的。这就导致了人的面具化。这背后是隐藏着危机的。隐藏着一个教育问题。我们要追问一下，这种不说真话，不说自己的话，是怎样产生的？我曾经分析过一份高考作文试卷，我发现高考标准化试题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培养人才的标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这种人有一种很强的能力，他能正确、准确理解他者的意图和要求。这个他者，在学校是老师，是校长，考试是考官，在社会上就是上级、老板。在正确、准确理解他人意图和要求之后，自觉地压抑自己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的，甚至是机械的，死板的，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办事。然后做得恰当而有效率。并且能够以明确的，准确的，逻辑性很强而又简洁的语言文字作出总结。并及时向他者汇报。这种人才实际是一种循规蹈矩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这种人才是有优越性的，不要随便贬低他们，这种人才能够提供给现代国家、现代公司所要求的效率。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有明显的人格缺陷，就是一无思想，二无个人创造力、情感力和想象力。因此，我们说的严重一点，他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有效率的工具和商业机器上的螺丝钉。这就面临着一个现代教育上的悖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效率的人才，但这同时又会导致人的工具化。怎么来处理两者的关系？教育是既要讲求效率，同时又要保持人的独立思想和创造力想象力。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上面。不会说自己的话，是和这样的教育有关的。而教育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理念，就是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就导致这样一种人格有缺陷的人才。人不过是国家机器和商业机器的螺丝钉而已。人们不会说话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着人本身的危机和教育的危机。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民族从大人到小孩已经不懂得爱了。不懂得爱，也不知道怕了。我想起当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跟他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讨论到中国国民基本弱点的时候，鲁迅先生当年就说，中国国民的弱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缺少爱，一个是缺少诚。爱和诚的缺乏是中国国民的弱点。令人非常沉重的是，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初，已经一百年了，中国这两大问题是愈发严重。除此之外，我认为还缺少一个“怕”字。中国的伦理本来有个底线，做坏事你要有个底线，就是你要怕。大家都有经验，我们的老奶奶总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还有就是你死后要遭报应。做坏事要遭报应，就是说你得怕。这句话看似迷信，实际是一个道德底线。要有所畏惧，如果你什么都不怕了，这就麻烦了，过了道德底线了。比如说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从古就有，也会永远都有，只要人有恶的方面存在，假冒就会存在。但是，以前假冒伪劣有一个底线，再假冒的东西不会危害人的生命。不能让人死。比如说我这个毛衣是假的，甚至是破的，但是我不会因为穿了这毛衣就会死。但是现在的问题简直不可思议，明明让人死的事情都敢做，置人于死地的事情都有人敢做，他不怕。一个无所畏惧的民族是非常可怕的。什么都不怕，底线没有了。既无怕也无爱，这两个东西都缺失了，这就形成了真正的危机。我们中国人缺少一种敬畏的观念，敬畏生命的观念，包括在大自然面前。只晓得向大自然开战，不知道保护，我们现在就遭报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既无怕也无爱——在我看来的一种道德危机。从历史原因来讲，我觉得有两大原因，是由两次历史变化造成的：人性是善，是恶，自古以来争论不休。我认为，人性是既恶且善。健全的社会是扬善抑恶。而我们中国有两次扬恶抑善。把恶的方面最大限度的诱发出来。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把人的弑杀性给诱发出来了。出现了无数恐怖杀人的事件。虽然你们在座的对文革不了解，但遗毒一直是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人性恶的大爆发。还有就是最近这二十年，把人的欲望诱发出来了。我觉得这两大变化就造成了中国人的道德危机。

第三，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生季节颠倒，人生季节这个命题，是周作人提出来的。周作人说“人的生命像自然季节一样，是春、夏、秋、冬。”儿童是春天，青年是夏天，中年是秋天，老年是冬天。儿童有儿童该做的事，青年有青年该做的事，中年有中年该做的事，老年有老年该做的事。人生季节是自然的发展，也是人性自然的发展。但中国现在是什么呢？人生季节颠倒。比如，我经常在马路上看到老年人扭秧歌，当然，我很能理解。但我怎么见不到年青人的狂欢呢？“老夫聊发少年狂”，现在是少年不狂老年狂。这就是人生季节的颠倒。还比如说，我经常被一些学生说，老师你真天真。你是老天真，你非常可爱。坦白说，这个评价我听了挺高兴的。我觉得到老年还保持赤子之心是很不容易的。可爱的人，是很高的评价。我一生最满意的评价就是可爱。我希望死了之后，在我的坟墓上写着，这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觉得这是概括我一生最好的评价，最高的评价。但是反过来，我又觉得很悲凉，为什么？因为我天真，青少年不天真。中学生、大学生不天真。老年的天真和青少年的世故又成了人生季节的一个颠倒。所以，我经常在一些世故的年轻人面前感到手足无措。心理很悲伤。年轻人有一些什么世故的表现呢？现在的青少年中出现了调侃的一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从一些现象出发的。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天才少年写作。最早的如韩寒。我一看韩寒的作品，怎么是一种调侃的调子。紧接着，武汉有个胡坚出来了，胡坚这个孩子我挺喜欢的，我们私下有过接触。但是他的作品《愤青时代》也是一种调侃。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小学生，蒋方舟。12岁的一个女孩子，我也和她见过面，她的作品也充满了一种调侃的笔调。看透了一切，觉得一切都是演戏，而且你还得承认她看得非常深刻！我开始怀疑作品是她妈妈写的，后来我和这孩子当面交谈，发现是真的，是她写的。把一切都看透了，一切不过是在演戏，而她自己也开始演戏。这就使我非常沉重。这么小的年纪，把一切都看透了，用这样一种冷漠、冷峻的眼光看世界，极令人担忧。这个年龄是不应该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这一代年轻人相当多的是在网络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网络文化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不赞成把网络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是必须看到网络文化有一个特点，它有很强的消解能力。网络上的语言本身就是调侃的。我在蒋方舟的文章里明显感觉到带有消解性，调侃性的网络文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的大人在演戏！我有一个概念，就是“全民演戏”。从上到下，从官员到老师到家长，全民都在演戏。大人演戏，孩子看戏，看来看去，看透了，开始调侃。所以，我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大人造孽，你害不害怕在孩子那里得到报应。我很想向这些人包括贪官污吏说几句话，你们造孽，害不害怕在孩子那里得到报应。

我们大人演戏，在孩子那里得到的报应是什么呢？就是你培养出了调侃的一代。他们的写作就变成了一种开玩笑，开玩笑式的写作背后就是调侃。过早的看透一切，我觉得是一种精神问题。我还发现，这是从我自己的学生中发现的，到北大来的都是高智商的人，都是从各中学的尖子生中招来的。但是，我逐渐地发现，这些高智商的学生中间，有一部分人，是高智商而失精神，失去了精神，这个精神是实质上的精神。而不是他嘴巴上说的。这些学生在口头上讲人文精神比我讲的还漂亮，他很能讲，但实质上他是失精神的。为什么说失精神呢？他是一种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就是怎么能使自己活得更快乐。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可以做很多事。从表面上看，他做一切事都是符合规范的，作为老师你还不能够说他。比如说，他对你微笑，他上课坐在最前面，聚精会神听你讲课，下课追着你问问题，表示极度的激动，老师讲课讲得太好了，对我启发非常大。开始我很高兴，后来我发现，最后提出他的要求，请你给我推荐到国外某某大学留学。他是鲁迅说的精神资本家，他的每一个精神表现都是在做投资，到一定的时候他要收回的。这太可怕了，而且毫无办法，你怎么说呢？他一切都合乎规范，合乎游戏规则，没过线。但是你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自私，骨子里的自我中心主义，这非常可怕。我想这是我们时代造成的，我们这是一个消费主义，食利主义的时代，这种消费主义、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一些高智商年轻人的心灵深处。这就形成了两个观念，食利主义造成的观念是有利于自己就是一切。消费主义造成的观念是快乐就是一切。我发现现在有这样一批年青人，奉行着有利于己就是一切，快乐就是一切。这样的人，我概括为，高智商而失精神。这样的人是出现在我们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里面，当然有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我确实是很担忧。这其实都是人生季节的颠倒，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是一种深刻的世故。我自己很难解决，因此，有时我觉得培养这样的学生有多大的意思啊！对我自己的工作突然失望。这是第三个问题，人生季节的颠倒。

  第四个问题，我感觉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着失根的危险。我们的年轻人可能会出现失根的一代，没有根的一代。我感觉现在有一种逃离自己土地的现象，全中国有一个逃离的潮流，农村向城市逃，小城市向大城市逃，大城市向外国逃。当然选择在哪里呆着，这是个人权利。即使你入别国国籍，也是你个人的选择，这本身是没有任何非议的。但是作为一种倾向，这背后确实有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至少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这就涉及到对全球化怎么理解？全球化跟本土化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样？我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我们每个人怎么来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我就想到，比如说到国外留学的问题，留学生这个现象是自从中国打开大门以后，一直存在。应该承认和充分肯定留学、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起到的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首先作为我们的讨论前提。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但是我觉得当年的留学生和今天的留学生之间有一点差异，或者说当年的知识分子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从我这一代算起，有一个微妙却重大的差别。以鲁迅、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早期的留学生，是中国传统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就跟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一种内在的联系。虽然他们后来反传统，鲁迅、胡适都反传统，为什么反传统呢？就因为他们太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所以他们才看透中国传统的弱点，他们才来反传统。但其实是在充分的理解传统以后，才作出的选择。他们与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这块土地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内在的血肉般的联系。这是老一代留学生，知识分子。而从我或我之前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在文化断裂以后的知识分子。我们经历了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文化断裂时代的知识分子，先天的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相当稀薄。我自己深受其苦。我经常讲这个问题，从我自己说起，我们这一代人，跟我们的老师，比如和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比较，我可能在具体的问题上，在某一方面超过我的老师，但有一点我无法超过我的老师，就是中国传统修养。王瑶先生这一代人是贯通古今中外，那才是大学者。而我们古今贯不起来，至少在我身上中外也贯不起来。我只能搞我的现代文学。这个局限性非常大。所以现在的留学生就有一个问题，不可能不正视这个问题。你的根不深，你跟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联系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到国外去，就会不同。比如鲁迅先生到国外去，他的传统文化根子深，在面对国外文化的时候，能保持他的独立自主性。而且他的目的很明确，我到国外就是为了学习西方文化，回来要解决中国问题。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既能够把西方的东西最大限度的吸收、介绍到中国来，同时他们也能够在西方文化面前保持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现在的留学生先天有个不足，包括我们现在的本土知识分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由于你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不了解，因此你对外国的了解也不深，就影响你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这就很难创造性地把西方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第二，更可怕的是，我发现现在一部分年轻人，他对自己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认识上是陌生的，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有一种疏离感。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就变成无根的一代。这是我们民族的危机，这种危机甚至包括语言的危机。有些年轻人外文很好，但是中文一塌糊涂。失根的一代，从泥土里拔出来之后，悬空了，你存在的根在哪里？很多人也许会说我耸人听闻，但你仔细想一想，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我们的民族精神出了问题。人心出了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非一日之功。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教育。我为什么关心孩子呢？这里有个潜台词是很不好的，我对大人都失望了。但现在的孩子也不像我想象当中的。说老实话，我给自己制造了新的乌托邦。虽然这些孩子并不像我想象当中的，但他们的可塑性还很强。这是我关心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内在根源。从孩子抓起，从教育抓起。但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教育在哪里出了问题呢？这是更加沉重的一个话题。

  我曾经说过，我们建国以来有各种失误，很多失误是可以逐渐得到调整的。有两大问题很难解决：一个是人口问题，几亿人口成了我们非常沉重的包袱。一个是教育问题；这两个问题难办在哪里呢？就是不能一时解决，是几代人的事情。教育问题有硬件的问题，包括教育投资、教育设备等问题。但软件比硬件问题更难办。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出了问题。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中学？小学？我们想过吗？现在各大学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一流大学？什么是一流教授？这些根本问题我们不问，糊糊涂涂的喊口号。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进行根本性的追问，要进行教育理念，教育制度问题的讨论。下面，我就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功能、作用是什么？谈谈我的看法。关于大学教育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文章，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网上看我的文章。今天我就不多说了。简单的说我认为中小学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打底子。为人一生的发展打底子。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为人的一生健康可持续发展打底子。所谓打底子，主要是打两个底子：一个是学习底子，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叫终身学习。一个人的一生要想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底子必须在中小学打好。一个是精神的底子。

   很多人问我，说钱老师你为什么到老年还保持着一种相当的活力，身体也很好，什么原因？我说我的成长跟你们不完全一样。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我是1950年到1956年读中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而且我当时受了最好的教育，教育环境比较好，我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附小读书。我受到了比较完备的教育。

谈一点，你们就会相当羡慕，我们那时候没有高考的问题，为什么呢？1956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学招生超过中学毕业生，不存在上不了大学的问题，所以根本不考虑高考问题。这点恐怕你们会相当羡慕。我的中学是一个自由的，做梦的时期。给我的一生打下了光明的金色的精神底子。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21岁到贵州，在贵州一呆18年，而且在贵州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此时就经历了一个梦想的破灭，绝望的反抗，挣扎，斗争。但大家看到我退休以后，现在又在做梦。但我认为是在更高层次上做梦。在某种程度上，我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小学、中学、甚至到大学应该是一个做梦的时期。做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对理想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真、善、美的信念，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好奇心。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一切都是新的，不断发现新的世界。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好，是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学校让我向全校的同学介绍我的学习经验。我的学习经验最大的一点就是对学习感兴趣。每一次上课都怀有一种好奇心，期待老师上课，老师这堂课会把我带入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去呢？有一种探险的欲望。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欲望。充满着发现的喜悦。我认为，这种对未知世界，发现探索的好奇心，是一切文学艺术，科学的根本。要保持这样一种探索的精神。我前一段时间编新语文读本的时候，看到了索洛的一篇文章，他提一个概念非常有意思，叫做黎明的感觉。你怎么能够在做梦的时期寻找这样一种黎明的感觉，这样一种对理想，对未来，对未知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一种好奇心，一种黎明前的感觉。我想有这样一种底子，以后遇到什么风浪你都能对付。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经历了文革以后仍能站得住，就是因为我们童年所打下的光明的底子。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要给孩子们构建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个精神家园会对人的一生起作用。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愿意回到母校去，为什么呢？在生活中有时觉得没有家园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中学，小学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以归家。有个回归的地方。以上是我对中小学教育理念的看法。

下面谈谈教育的商业化问题。我对现在教育产业这个概念是很怀疑的。现在教育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成了贩卖知识的场所，成了养成资格的场所。蔡元培校长到北大，第一次给学生作演讲的时候就说，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任务是研究，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大学第一不是资格的养成所，不是混资格的。第二不是贩卖知识的。非常可悲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再一次成为资格的养成所，一个知识的贩卖所。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教育的意义在哪里呢？教师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提一个看法，在《卡玛拉佐夫兄弟》中，有这样一个非常动人的细节，有一群孩子，关系很好，其中有一个男孩子死了，在这个男孩的葬礼上，有一个男孩子发表了一个类似于告别童年的演讲。他说童年时代总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强烈的，健康的记忆。所以我觉得，我们教师的意义在哪里呢？老师的作用就是使自己成为学生童年时代神圣美好回忆的一个部分，一个瞬间。老师上课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是一种生命形态在学生面前的展现。使你的生命形态给学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成为他童年生活美好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我自己感受到，我在北京大学的存在，越来越有这样的意义。后来我成为了北大的一道风景线，甚至有的高年级同学对低年级同学说，钱老师的课你不听，简直终生遗憾。开始我很不舒服，后来我想通了，说实在话，像我这样一种生命的选择，很难被年轻一代所重复。我心里很明白，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会有另外一种与我不同的生命选择，我不指望我的学生和我一样，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是另一个时代。但是，我有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告诉学生人还可以那样活着。有一个学生，在他毕业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他说：“钱老师，从你身上我知道了人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那样活着，那样活着很有意义和价值，尽管我不会那样活着，但是我知道那样活着本身会给我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