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这个词全部是中国哲学的词，我主要是结合西方的一些哲学观点来讲。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主要是把哲学和人生要结合起来。因为中国讲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都和中国传统提倡的人生观紧密相连的。知行合一，好像是讲知啊、行啊这些具体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和人对人生的意义的看法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也是冲着这样一个角度，或者是抱着这样一个宗旨，就是哲学和人生的有密切的关系，我才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讲。

平常大家一看到知行合一的“知”和“行”，用现在的观点，大概就是讲认识和实践。什么叫知，就是知道，什么叫行，就是行为，用现在流行的哲学语言就是认识和实践。中国人过去讲，用“知”和“行”两个词，现在稍微学了一点马列主义原理，人们都知道是认识和实践。我今天讲知和行，大家大概以为张老师今天讲的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今天正好要讲的就是，不要把中国人讲的知和行的问题，和认识与实践的问题完全混为一谈，我正好是要说明这点。

我们平常讲认识，就是人作为一个主体，我要认识山河、大地，这个植物是什么性质，那个动物，有什么性格，有什么规律，那个都是客观的东西，是客体。讲认识，就是主体如何去了解认识客体，了解客观事物的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让客体，让自然，为人所利用。大概平时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都是讲这样一个道理，都是讲人作为一个主体，怎么样去认识客体的规律，从而通过实践改造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好像愚公移山一样。愚公门前有太行王屋二山，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一出门就碰到它，挡着路，我要改造它，我先要认识它，我要认识山的规律，然后才能一筐一筐的改造它，把它移走，出去可以方便一些。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改造自然，都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这是我们讲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但是中国人所讲的，传统哲学所讲的知和行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点道理，或者说是不是主要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所讲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主要的并不是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认识与实践的问题。刚才讲的知识的问题，用哲学语言那叫做认识论，就是关于认识的一些学问、一些道理。中国人所讲的知和行的关系，实际上主要的并不是讲的认识论的问题，我讲主要的就是不是唯一的，它也有一些认识论的问题。中国人讲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不是主体如何去认识改造客体的问题，主要讲的是伦理道德问题。正由于这一点没有分清楚，所以很多搞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者，甚至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家，常常对于中国的知和行的问题，弄不清楚。有的时候说中国人把知和行混淆了，不分知和行。其实这种批评，都是这个研究者，这些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的人，都没能把认识论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分开，就把中国的知行问题，都当作西方的认识论问题来考虑，都用认识论的角度，去批评中国的知行问题，把中国的传统哲学骂了一大通，其实是把两个问题混淆了。

我们现在就说说到底中国的知行问题是讲的一些什么东西。

中国有儒家、道家、佛家，有各种各样派别的思想，但是儒家的传统在整个中国的哲学史上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我今天主要从儒家的角度来讲一讲，也会讲一点道家，因为儒家占主导地位，所以我着重讲儒家的思想。

从孔子起，对于知和行的关系，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认为，知和行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这个思想在儒家的传统里面，可以说是一以贯之。譬如说孔子，就反对言过其行。言就是说话，就是知的方面；行就是行动。孔子就反对老是夸夸其谈，谈得超过了行动，说的多做的少。这个话表示，从他这个时候就强调，一定不要把知和行分离开来，强调行和行一定要结合起来，不要把它分离开来。再说孟子，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话，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义道德的仁。这是他最高的人生理想。那怎么样达到呢？起码首先对人要宽恕一点，能够宽恕，哪怕稍微有一点宽恕，那就说明你已经有一点仁爱的品德了。这也就说明孟子的思想也是要把知和行，不要把它分离开，要把它结合起来。知行问题，在宋明的理学里面，那就大讲特讲了。比如大程小程，程明道和他弟弟程伊川，他们讲知行合一就比刚才讲的孔子孟子多一些，系统一些。程伊川就讲，关于知和行的问题，首先确立一个原则：要以知为本，就是把知看作根本。他说只要有了知，行就好像是从属的，没有知而不能行的。只要你知道得深刻了，知之深则行之切，认识得很深刻的话，你就会行动。没有说知而不能行者。如果知道但就是不行，这就表示你知得太浅了。大家从这个地方，就也可以玩味到一点了。你说他所讲的知和行，知道的越深那么就是自然的就去行，把知和行这样结合得不可分离，这里面他所讲是的知和行，到底是认识论的问题还是道德的问题？如果他这里讲的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我觉得，大家听了他这个讲法以后马上脑上里就会打问号，我猜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受过马列主义教育，大都把知和行当作认识和实践。肯定是这样想：程伊川讲得不太对吧？我知得深我就一定要行？我知道天文地理的很深刻的各式各样的规律，我就能够上天吗？还有宇宙间的许多自然的秘密，我知道得很深了，但是那些道理我都能行吗？知跟行能够结合得那么紧吗？知之深则行之切，没有知而不能行的？其实你脑子里面考虑的就是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里面的知和行，就是不能完全那么结合在一起的，就可以知而不行；就可以我认识，但是我不见得做，或者甚至于就是做不到。知和行往往就是分开的。而程伊川就讲没有知而不能行的，知道而不去行，表示你知道得很浅，这就表示他讲的知和行，实际上是讲伦理道理问题。从伦理道理的角度来讲，知和行就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譬如我知道我该行善，某个同学特别困难，我家庭比较富裕，我同情他，我良心上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可是如果你说我知道这个道理，我就不肯从荷包里面掏钱出来，这个人我看道德要打折扣。就只会说，等到真正要做，对不起，我的钱，还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个人说得很漂亮，那你真拿一点钱出来，你那么有钱，对不起，我不拿，这就说明你是知之不深，行之不切。说明口里面说的是一套，行动上是另外一套，这就说明你在行动上，不是真正道德，说明你在知上，也不行，没有真正的良心。真正有良心的话，就会认识到人家很苦，我的钱比你多，自然就会想办法来周济你。知和行，从道德上面来讲，确实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就从程伊川的话里我们，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所讲的传统哲学的行和行，主要的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讲。比如孔子，反对言过其实，主要的也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讲，而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孔子孟子、程伊川，现在再来看看朱熹，关于知行关系的问题，他讲的更多一些。他说，要是论先和后，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是认识在先，行动在后。如果换成实践和认识的话，是先实践，然后认识，在实践中认识。现在朱熹讲的知和行，不完全是我们理解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说，论先后的话，是知在先，行在后；论轻重的话，那是行为重，行动更重要。他说，知行常相需。需在这里就是互相依赖的意思，说知和行是互相依赖的。知和行的关系，就好像眼睛和脚的关系。脚是用来走路的，眼睛是用来看的。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光有眼睛没有腿，那不能行动；没有眼睛，脚的行为是盲目的，是没有方向的。以上所讲的，孔子、孟子，举了几个例子，再到宋代，程伊川、朱熹等人，大体上是儒家的线索，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儒家的传统，总起来就是认为知和行是互相不能分离的。一方面是知和行是不可分离的，但他们又强调它们是有区别的。有区别，但是又互相不能分开。

知行互相不能分开的这个思想，发展到后来的王阳明，就涉及到今天我讲的题目了，到王阳明，就提出“知行合一”了。王阳明把互相不能分离这个思想，提高了一步，发展了一步，发展到知行是合一的。合一到什么程度呢？王阳明说，知和行合一说明知和行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个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行，知的真切笃实处就是行，知本身的扎扎实实这一角度来看，那就是行为；行的明知觉察处，行的明白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知。所以一个事情有两个方面。知和行好像手心和手背，从明白的这一方面来讲，是知，从切实的那一方面来看，是行。所以他又说，知和行，一个是始，一个是完成。知是一个事情的开始，光有开始，事情还没有完成。行动了，就算知完成了。所以知的完成就是行，行的开始就是知。是一个事情的始和末，始和末是分不清楚的，是一个事情的一端和另外一端，是结合在同一个过程里面。他说，知和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如果你知道知的深处的话。那只要说个知，不说行都可以；如果你真正知道行的话，不说知也可以，真正的行必然有知，知自然地包括在行里面，不说知那个字也都可以。所以他把知和行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表达，就叫做“知行合一”，这四个字明确的是王阳明提出来的。他立这个言，他提出这句话的宗旨在哪里？底下这句话很重要：他说立言的宗旨就在于要让大家知道，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你一个念头一发动，就算行了。从这句话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这是指道德，指伦理道德问题。如果只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的话，那不能说一知道就是行。我现在脑子里面想，我想马上把那个山搬走。马上那个山就搬走了？这个知跟行还有很大距离，可是如果作为一个道德的行为，那真是你一念发动处，说明你已经在行动了。我现在没有钱，你的荷包里有钱，我真想把它偷过来，即便我没有伸手去偷，可是脑子里只要一念发动，就说明太不道德了。所以一念发动处，就已经是行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即使你没有伸到人家荷包里，但是你一念发动，就算行。这句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王阳明所讲的这个知行合一，是一个道德意义的知行合一，而且他这句话，可以说把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的主流，总结出来了。中国传统哲学里面讲知和行，主要的是个伦理道德问题，但是在王阳明以前，没有像王阳明这么极端的。

儒家传统里讲知和行大部分还是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但是像朱熹、程伊川讲知和行，还是有不少的认识和实践的问题，要认识事物的规律，认识事物的理，认识事物的规律，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认识和实践和问题，尽管他们没有用这些词。可是到王阳明，就把传统儒家里讲认识和实践和这部分意义，都把它抹掉了，完全都是从伦理道德的意义来总结了。王阳明就说，我立言的宗旨，就是让大家知道，在一念发动处，就是行，我的意思就是叫你们在动机上要讲道德。在动机上不要随意尽想做坏事，脑子里想到要做坏事，在道德上讲就是算行了。动机上不道德就可以说你不道德。用法律来讲那是要讲行，我的手没有伸到荷包里，那法律不能处分你。不管我怎么想偷你的钱，我手毕竟没有伸，甚至我伸到你的荷包旁边，我没有伸进去，那法律不能处分我。可是从道德来讲，那就是不道德的。王阳明讲，我的目的就要大家从动机上，就要讲道德。因些他提出一个“致良知”的学说。每个人都有良知，仁义道德、礼仪廉耻，通俗一点说，都是人的良知、良心，这些都是知，我要把良知变成行动，那就叫做“致良知”。光有良知，那还不行，必须要把良知变成行动，要致之到行动里面，这才算是完成了良知。所以他说，我提出一个致良知的学说，就是要强调知和行是合而为一的，所以王阳明是总结了整个儒家传统里面几千年以来关于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精髓，到他这儿做了一个总结。也是发展了儒家的关于知行的关系的学说。这个发展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把过去的知和行不可分离，但还是有区别，王阳明把它发展为一个合一的思想，知和行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第二点，是最重要的核心的一点，把过去讲的知行的道德的含义集中起来了，过去的儒家的传统讲知和行，都还夹杂有不少认识论的问题，虽然道德的问题是为主的，到了王阳明，就变成了唯一只讲道德问题。这就是把中国儒家传统的核心，最主要的部分，总结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对儒家的关于知行学说的一个发展。

下面我就从哲学根源上来谈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谈了知和行的道德意义，知和行还有它的认识论的意义，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概括。

道德意义的知行，和认识论的意义的知行，就是认识和实践的意义上的知和行，这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它们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传统，基本上一个代表是中国的传统，一个是西方近代古典哲学的传统。

中国的知行合一是和天人合一分不开的。西方的传统讲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讲认识论，那就不是和天人合一有关，而是和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叫做主客二分，和这种思维模式有关。

认识和实践这样一种关系，是和西方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分不开的，或者说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之下，才有认识论的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的知行合一的哲学基础，所以我为了要说明认识论的问题和知行合一的道德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哲学根源就在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这两个思维模式上面。所以我现在要讲讲这两个思维模式有什么区别。

先说说主客二分，主就是我们人，主体；客就是外面的东西，被我认识的东西，自然外物都是客体。主客二分的思想强调客体的东西是在我之外的，这个比较好了解。我们平时讲哲学原理，大概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模式。客体是在我之外的，叫做外在于我，它是独立于我的。外面的山、湖，这是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所以主客二分的思想的特点，就是主体和客体彼此外在的，彼此独立的。万寿山是独立于我的，未名湖是在我之外的。第二个特点，强调我是主，你是客，主客二者是不平等的关系。我主体要去征服客体，我总把你当成是被我改造的对象，两个不是平等的关系。在西方把这种思想叫人类中心论。以人为主，以人为中心。第三个特点，虽然主客是对立着的，但是我要让这客体为我所用，那怎么办呢？通过认识，认识在主体客体之间搭一个桥梁。这个客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糊里糊涂一点规律不知道，怎么办？我去研究它，通过实验，通过学习，我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我掌握了这个规律，我就可以改造它。让客体变成为我所用，让它成为我的工具，为我所用，这在哲学上叫做主客统一。我一开门，那坐山挡住了我的路，我认识它的规律了，我就把它搬走了，把它挪开了，之后外面的客观环境就被我利用了，这就达到主客统一了。主客二分基本上就是这一个思维模式。

主客二分这个思维模式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从哲学上来讲，主要从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就比较明确起来了，一直在西方统治了几百年。就是从笛卡尔或者说的早一点，从文艺复兴，十五六世纪算起，一直十九世纪中叶，到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中间的一段时间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思想的好处是在哪里呢？就是和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有关系。因为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你，你就发挥主体的作用去认识客体、征服客体，研究自然、征服自然，哲学上面就要强调讲认识论、讲方法论、讲逻辑、讲分析。对于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西方科学的发展，有它经济的政治的原因，我们暂且撇开不谈。从思想的角度，主客二分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科学的繁荣发展，所以西方现代科学的发达，是和西方近代的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但是西方的主客二分到后来就发展到有它的流弊了，就是拼命强调主体的作用，到黑格尔就把主体强调到一个神圣的地位，变得像上帝一样的，好像人是无所不能的，主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本来应该认识客观规律，就按照客观的规律办事，但是变成了人类中心论，我就是上帝，可以为所欲为了，人一天到晚向自然索取，把地球都要挖空了，结果环境污染，自然反过来要报复人。所以西方人对主客二分的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就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了。我们本来是要利用自然，现在反倒自然统制人了。所以西方现当代已经不是这样的思想模式占优势了。

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比较难懂一点了。主客二分是我们都能接受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个什么意思呢？王阳明讲得比较清楚。他说，我们的人心如果没有天地鬼神万物，这个人是空的；天地万物鬼神如果没有人心的话，天地万物是黑漆一团的，是没有开窃的，是没有主宰的。用西方现当代的观点来讲，世界万物如果没有人，那个世界万物是没有意义的。过去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是受时代限制，讲哲学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就说王阳明完全是唯心论。其实王阳明说了两句话，天地万物如果没有人是没有主宰的，没有开窍，人要没有天地万物的话，那人也是空的，可见他承认天地万物的存在，可见他并不是个主观唯心论。王阳明的思想就是把自然万物和人心结合为一体了。重要的是这个思想：天地万物如果没有人的话，世界万物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人心是天地之精微发窍处。意思说没有人天地万物没有开窍，那就是说没有意义。譬如我们平常说，这个花很美丽，你说那个花如果没有人的话，谈不上什么美丽不美丽。我们平常说什么上啊、下啊、左啊、右啊，漂亮不漂亮啊，适不适合人居住啊，对我好不好啊，这都万物和人双方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是双方结合起来的一个产物。所以王阳明的学生就问他说，先生，你老讲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在山上的花你不在的时候不也在开吗？王阳明回答说，是的，我不在的时候它也开。可要是根本没有人，即使说花在开也是寂然不动。寂然就是没有意义。但是有了人，不拘张三李四，只要有了人，花的颜色就立时明白鲜艳起来。有了人，才谈得上是漂亮鲜艳，说那个花的意义，漂亮，鲜艳，这些东西，都是物和人相结合。没有物，也不行，没有人也谈不上花漂亮不漂亮。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说明天地万物的意义都是和人结合起来的。按照这个思想，我来打个比喻，天地万物和人的关系就象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一样，天地万物是肉体，人心是灵魂，我们平常那个主客二分的做法，就把肉体看作是一边，灵魂是另外一边；灵魂是主体，肉体是客体，彼此是外在的，主、客二分，其实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不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不是彼此外在的关系，灵魂是渗透在肉体里面，灵魂没有肉体，那灵魂是个幽灵，肉体没有灵魂，那个肉体是一个僵尸。灵魂和肉体要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世界万物和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不要以为，我这是个人，外面的空间，这才叫作外物，把人和物分得那么开。其实是这个样子吗？我这个人，离开空气，离开山水，离开我念的书，离开我父母老师给我的教育，离开我的朋友跟我的谈话，哪有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今天所讲的东西都是和那些东西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有外面的东西如果根本没有人心的话，你怎么谈得上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西方现当代哲学家们，鉴于主客二分思想的毛病，他们现在也提倡一些类似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当然不会用天人合一这个名词。他们也强调主体跟客体不要象过去那么对着干，二分得那么清楚，现在要强调主体和客体，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一向是融合在世界里面，一向寓于世界里面。人寓于世界里面，主体融合在客体里面，用我的话来讲，就好像灵魂融合在肉体里面。灵魂是渗透在肉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渗透在肉体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分子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才具有意义。如果你硬要找一个东西，说离开了人，它本身是什么样子，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人和万物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个认识的关系，人就变成了简单的一个的认识机器，谁要是讲情感、讲意志、讲欲望，或者讲恋爱的哲学，那即使不骂你腐朽反动，也得骂你小资产阶级意识。可人生是否简单的就是一部认识的机器，我经常讲一个例子，如果人生只是讲认识的话，两个人恋爱都恋不起来，两人一见面，首先把你当成认识的对象，当然，在恋爱的过程中会增加认识，这没有问题，并不是不需要认识，可两个人的感情是否就是把对方当成认识对象就行了？所以人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情感、意志、欲望，包括下意志、本能，这些东西都存在在人的生活里面，这样世界、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中国过去讲的天人合一，有许多人生的东西在里面，伦理、道理，这些方面讲的多。而不是简单地讲认识，这就是我说的天人合一。这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当代因为感觉到主客二分思想造成了很多的流弊，造成了比如环境污染、物统治人、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他们吃了苦头了，他们自觉地、主要是不自觉地有一些接近、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哲学要和人生相结合。

中国哲学的传统主要是以天人合一为主，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面不讲天人相分。比如孔子底下分成两派，孟子和荀子。孟子是讲天人合一的，可荀子是讲天人相分的，荀子强调天人的区别，然后要致天命而用之，要征服天为我所用。天人合一的“天”在儒家里、在道家里各有不同的理解，在儒家的各个学派里面也有不同的定义。有人理解为像西方的上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的；还有一种意义，就是指道德意识，中国讲天理良心，天本身是讲道德的；还有一种指自然万物，山、水、鸟、鱼、河、大地等等。我现在主要取天是指自然万物，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传统思想里，荀子不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天人相分的思想，他这里的天主要是指自然万物，还有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也讲人要胜天，就是人要胜自然，有一点主客二分的思想，搞中国哲学史的人甚至把荀子的思想和西方的培根的思想相类比。培根就强调怎样去征服客体、认识规律，为我所用。但是这种带有主客二分的思想成分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始终没有占上风，这也和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或者说不甚发达有关系，当然这是有很多争论的，有人说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早已超过西方，有些观点我不见得同意。这是题外话。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怎样和认识论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怎么样和知行合一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我主要还是讲中国的。中国的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这么来看，知行合一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的一个手段；天人合一是知行合一所要达到的目的。中国传统哲学是把天和人结合为一体的，这才是一个最高的理想、最高的思想境界。怎样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呢？就要通过知行结合起来，王阳明就是要知行合一，孟子也有这样的思想，我刚才讲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还强调仁义理智，是四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仁义理智，每一个人都有见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了，心里感到难过，恻隐之心，人的开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是有善心的，有了这个端，说明你有良知，但你要施行，主要把四端扩充起来，把端发挥出来，那就要行，只有这样，最后才能达到圣人的地步，圣人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天地与我同流，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息息相通，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把四端扩而充之，这样知跟行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孟子也可以看到，知跟行要统一起来，也是为了达到浩然之气，达到最高的圣人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宋代的程伊川，也是把知行结合起来，目的也是要达到天人合一，他用的词是“与理为一”，因为程伊川认为理是最高的。他所讲的这个理，也就是相当于我说的天了。既有道德意义的理，也有我们平常讲的事物规律，但更多的也是道德意义的理，甚至把封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三纲五常的东西，也算作一种天理，因为他们是封建的哲学家。他说我们怎么样达到和理融合在一起，怎么样与理合一？那就要“循理而行”，遵循着道理去行动。天是有伦理道德的，循着道理去行为，那就可以与理为一，就达到天人合人的境界。所以从程伊川这话，也说明知行合一也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朱熹讲的知行相需，最后要达到目的是“与太极合一”。太极在朱熹这里，就是指理的一个总结，物理现象有物理的理，化学现象有化学现象的理，所有的理又有一个总起来的大的理，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最普通的规律”，是理的最高的总汇，他用的名词叫做“太极”。他强调知和行要结合在一起，最后要和太极结合在一起，这也就发挥了程伊川“与理为一”的思想，这也就是他的天人合一。至于王阳明，那就说得更明白了，知行合一，是他提出来的。他强调，世界万物都有一个“一体之仁”把它结合起来的，世界万物都是由于仁爱的人心将他结合成为一体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从孟子那里来的，见孺子将入于井，就什么都不考虑，赶紧去救，这种恻隐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为什么这样呢，他说这表明我跟这个小孩，是同类的，都是人，所以他就要掉进井里了，“仁”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什么不考虑赶紧去救他，并不是为了要邀誉于他的父母，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体之仁。他说就是不同类的东西，也有一体之仁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听到鸟兽在哀鸣，就感觉到难受，感觉有不忍之心，这就说明，跟不同类的，也有一体之仁把我和它结合在一起，这说的还是有生命的动物，他说其实见到草木枯萎了，也觉得难受，再扩而大之，见到瓦石打破了，也感觉到难受，有顾惜之心，这就说明一体之仁，就是把人和天地万物，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结合在一起，这种万物一体的思想，就是天和人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平常往往不见得是这样的，见到有人落水了，就不去救他，见到鸟兽哀鸣，也不去理它，之所以见到有人落水而不去救，好像没有良心一样，其原因是私心在作怪。所以他强调我们要致良知，就是要去掉私心。去掉私心的行为，然后就可以“复一体之本然”。本来我和万物是一体的，都是有仁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人和人是相亲相爱，人和物也是和谐相处的，都是由于有了个人的私心在作怪，所以我们要去掉自私自利的心，才可以恢复一体之仁的本来的样子。所以知行合一的行，就是恢复。复字很要紧，就是说原来是一体之仁结合在一起了，是后来由于私心作怪，我现在去掉私心，我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于是我就跟万物都能够仁爱相处，结合在一起了。王阳明很清楚地说明，知行合一，目的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高尚的道德境界，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必须要采取知行合一的手段。如果一个人只会说，不会做，空讲半天，等到行的时候不行，你说这种人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吗？能够和道德意义的天结合在一起吗？那是不可能的。

总结以上说的，在王阳明以前，大体上说，中国儒家的传统基本是天人合一，知行不可分的思想占主导，一直到明末清初。

有人说明末清初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也有人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后来一些人说这个说得太早了一点，我也同意这一观点，一般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是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被提出来。

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哲学家，批判传统的儒家老是讲伦理道德、讲修养，而不讲认识论，这些人强调讲认识、实践，当然他们不是使用这些词，他们开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批评天人合一，批评程朱陆王，觉得他们讲的那些东西是太迂腐、太空洞了，他们强调要学知识。首先一个人，叫王夫之，他的思想里面，还是有很多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他的哲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能所”的思想。“能”就是能认识，就是讲主体这一方面；“所”就所知道的，是被知，是被认识的，就是客体。这两个概念一提出来，虽然没有用认识论的主体和客体的名词，但是这个思想在王夫之的思想里面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突破，这就说明，他已经由过去的老讲道德意义的知行合一，转向“能”跟“所”，转向能知和被知，就是讲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这一方面，他的历史贡献是很大的。但是他整个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占很重要的成分。他特别强调行的重要，强调要去行动，要去动作，就是致知格物的格物，相当于我们讲的实践的意思，所以他说知以行为功，认识要以实践作为它的功效，所以他特别强调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朱熹已经讲了，但他讲的格物穷理里面有认识论的问题，也有些伦理道德的问题，而王夫之讲的格物穷理，更多的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王夫之又说，君子之学――君子，就是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离开行为来讲知的，都要讲实践，没有离开实践还能够讲认识的。行可以兼知，行动里面必然有知，既然能够行动就一定有识识；而知不可兼行，知就不一定有行。当然关于这句话，从理论上可以提出一些批评。但是无论如何，他把知行从认识论的角度分开，更多的强调行的重要。明末清初，出现了像王夫之这样的一批人，还有一个人叫颜元，他强调，不要老讲程朱陆王的空谈之学，要讲事物之学。那就是讲格物穷理，讲事物的道理。他讲什么叫格物，就是要象抓到猛兽一样跟它干，实实在在的要动手。不是一天到晚讲道德修养这些。他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必须要拿起来筷子，把食物纳入口中，才能知道它的滋味。不拿筷子，不把食物送入口里面，怎么能知道它的味道呢？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也讲过，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咬它一口。这就是说必须要真正实行，必须要有实践才有认识，颜元虽然没有读过实践论，但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实践论的观点。

到近代鸦片战争前后，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大家都主张要学西方的坚甲利兵、洋枪大炮，学人家的科学技术，可是人家的科学技术是和别人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有联系的。主客二分的思想又叫主体性的哲学，就强调主体发挥能动性，独立自由思考去征服客体。西方的自然科学发达与他们的主体性的哲学、主客二分的哲学是紧密相连的。人家为什么会比我们强大？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人家强调认识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科学的发达有密切关系。这时候有个叫魏源的人说，我们过去老讲天人合一，老讲高远的境界，讲道德修养，不太讲天人相分，不太讲认识论，所以我们的科学发达不起来。于是魏源就用了一些激烈的词来骂天人合一。他说中国人一向强调万物一体，不分主和客，不分我和非我，不强调主体怎么样去征服客体，只强调万物是一体的，到底有什么用！魏源说了几句比较极端的话，他说，万物一体的学说，上不足以致国用，外不足以禁疆域，下不足以苏民困。公开批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讲这个话，可以说对中国的旧的哲学传统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划了一条界限。他们这个时候就强调学习西方的东西，后来就出来一批向西方学习的人，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向西方寻找真理。他们向西方寻找是些什么真理呢？除了洋枪大炮，科学之外，就是学人家的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学人家主体性的思想。他们当时当然没有用主客二体这个说法，他们用了一个词叫做“心之力”。龚自珍就说过，心无力是庸人也。谭嗣同就强调发挥心之力，我们过去老讲天人合一，不分我和非我，应该强调我和非我，要区分开来。梁启超写了几篇文章，明确地标题，就是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的始祖，介绍笛卡尔、培根、康德的哲学，认为康德是近世的第一大哲学家，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思想的明确的创立者。梁启超还提出来说：我们不要讲我随物，而是要讲物随我。就是不要主体跟着客体，而要让客体跟着主体，强调人的主体的作用，这个正好是康德的思想，康德就讲，人为自然立法，康德这一思想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就说明中国的这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向西方学的就是主客二分、主体性哲学这一套东西。到了孙中山，大家都知道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就是像人家强调主客二分，而且强调精神胜物质。而且孙中山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更明确要把知和行当作认识和实践来了解。孙中山把中国的传统的从道德意义讲知行合一转向强调讲认识论。这一转变从王夫之那里就有了，但是他还有许多天人合一的思想，到孙中山，主导的思想是西方的认识论，与梁启超的“物随我”是前后一致的。到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这两个口号，从哲学上来讲，可以说就是发挥文艺复兴时候的两大发现：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为什么说五四运动相当于中国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民主相当于人的发现，科学相当于自然的发现，民主就是打倒封建的压迫者，包括变相的压迫者，发挥人的主体性，科学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去征服自然。两个口号都是发挥人的主体性。所以民主和科学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们学习西方的近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小结。这段时间，学习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反对过去的天人合一，强调学习西方的认识论，强调主体怎么样去认识客体。反对老从道德意义讲天人合一，认为那是不能够挽救危亡的。

以上所说的，就是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这一套哲学思想怎么样转向近代的主客二分的思想。但是我开始就说，我主要不是讲认识论的问题，我今天更多地要讲哲学和人生的关系的问题。

中国人讲知行合一的思想和中国人对哲学这个问题怎么看有很大关系。中外古今对哲学有两种看法：一种，我讲这个观点，我的身体并不去力行，并不奉行，知行分开，讲一套哲学，可我的为人是另一套哲学。还有一种，我讲什么哲学，我这个人格人品，是与我讲的哲学是一致的。这就有一个知哲学和行哲学的问题。这两种对待哲学的看法，在中国和西方，表现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把知行合一和天人合一结合在一起，这是说明，儒家的思想是知哲学和行哲学统一起来的。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家，不光是讲一套哲学就完了，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生都是和自己讲的这一套哲学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人爱讲知哲学还要用哲学，用就是行。也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哲学家往往同时又是伦理学家，甚至于哲学家和政治家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孔子没有做皇帝，可后来我们说孔子是无冕之王。这也说明，中国是把哲学和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的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原因就是，他们奉行知行合一，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高尚的道德境界。他自己的人生目的，他所向往的也是那样一种高尚境界，所以他就讲这一套哲学。这一套哲学与哲学家本人是紧密结合起来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来讲，叫“为道”。中国哲学是重为道。“为道”的意思就是把哲学当作人生的理想去做。

与中国的为道不同，西方的古典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不一样，现当代也不一样。在西方同，特别是讲主客二分的那一段时候，就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大体上说这一段比较明显一些，强调为学，而不是为道。就是把哲学当作一个知识，我讲这一套东西，但是我哲学家本人的生活，不见得就是我所讲的那一套哲学，不见得是身体力行他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康德、黑格尔、笛卡尔没有伦理道德思想，没有政治思想，但他们即便讲伦理道德思想也和他们的为人不是像中国哲学里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对而言，比较而言，都是比较分离的。因此在西方，不是像中国，一个人要是当上了官或者有了权，那就不光是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那就是文艺家，艺术家，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家，这都和中国的传统哲学里把哲学扩大到包括他的为人的方方面面直接相关。在西方，不是他当了政治家就随便称他是什么文艺家、艺术家，邱吉尔是一个例外，他的文章写得好，确实是个散文家，那并不是因为他是英国的首相。他们一般的不会因为你是政治上的当权人物就什么家都是，而中国人学哲学，用哲学，哲学和政治和伦理和文艺，所有的东西，都容易搅混在一起。这都跟中国人重为道，西方人重为学是有联系的。

西方有一个传统，做学问，就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跟政治不是那么密切的联系，我不是说他们的学术就一点政治没有，那个不太可能，但不是完全搅混在一起的。兴趣就是学术本身。他们搞学术、搞学问，提倡一个词叫disinterested，就是说不是为了某一个狭隘的实用的目的去搞学问。我们中国人搞学术，太注重实用了，只是急功近利。把学说，包括哲学在内，和实用、和眼前的政治利益把太搅混在一起。我很高兴，前一个礼拜看到《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公开指责中国人的传统，搞学说，太讲实用了，跟具体实用联系太紧，太重视狭隘的实用了。包括我们写论文。我不知道看到多少论文叫我写评语，头一条就是这个论文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个话倒不能说错，任何东西不可能说完全脱离实践，但有些理论问题，不是一时就能看出他与实际挂钩挂得那么紧，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或者说不甚发达，理论不能提得很高，往往与太浅的眼光，太注重用有关系。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去脱离实际，有很多理论的东西，当时是看不出它的现实意义的，如果看起来完全脱离实际，最后可能有大的用处，而且是非常长远的用处。我觉得我们中国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要有大的创新，必须要打破这种狭隘的专门讲求用的传统，要学习西方的disinterested的精神。西方的为学的精神强调，学不是和人生的实际意义结合得那么紧，这个主要是西方的古典哲学这一段，就是西方近代的这一段。其实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是像中国的孔子一样，孔子是为道的人，他到处周游列国讲学，是要实现一些政治理想，是要学以致用的，是要把学和用紧密地结合起来的。西方的苏格拉底，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孔子那样的圣人，他倒不是象近代那样讲究disinterested。西方现当代的哲学情况又不一样了，他们认识到强调认识论强调得过分了，看出流弊来了，现在提倡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样的思想，所以西方现当代哲学又有一个趋势接近中国，强调哲学与人生的紧密结合，有点类似中国的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我说的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而不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家。英美的分析哲学家们是另外一回事。德国、法国的哲学家，是重为道的，有点类似中国传统的哲学家。比如尼采，就骂那些一天到晚钻些死学问、学些死知识的学者，他说我不作那样的死书呆子，所以他提倡要把哲学和人生紧密结合，他可以为他的哲学而死，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他的思想而疯狂，人们骂他是疯子，其实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因为他的思想有很多不为当世所容，所以他的疯狂与这个有关系。他可以说是为他的哲学而死的人，跟他的哲学是有感情的。可另外，象有的搞英美分析哲学的人，他搞的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完全脱离实际，他自己的人生信奉另一套，这个人好像有两套哲学。我的老师金岳霖，他是搞分析哲学，搞逻辑，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倒是说得很痛快，他说我是两套哲学，一套哲学讲搞分析哲学的，讲逻辑，他说我搞这个是为了好玩的，好玩是什么意思，就是跟我做人是没有关系的，好像玩牌一样，就像看福尔摩斯的小说，我做人是另外一套哲学。他的为人的哲学是老庄的哲学，好像是不问世事，有点漠不关心，实际上个人还是有个人的态度。这也可能有他自己的处世哲学。这是两套东西，就是我有我的人生观，有我自己的真正的和人生相结合的哲学，可是我玩的是另外一套的概念哲学。

总结以上来看，大家可以看出来，我是主张哲学应该和人生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哲学在这方面应该是优点，哲学就应该和自己有什么样的为人是结合起来的。我有什么样的为人我就有什么样的哲学。我讲的哲学应该是和我的人生结合起来的。所以我认为哲学应该是有感情的，不应该是讲着玩的。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已经讲得满头大汗，我对我讲的东西是有感情的，如果讲信仰的话，这就是我的信念我的信仰。我不主张，讲得是一套，为人是另外一套。所以他的哲学讲出来是，照本宣科，没有感情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讲着玩的。中国的传统哲学，身体力行，把哲学和人生紧密结合，我觉得这是可取的；而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典的，把哲学和人生弄得相对的分离开来，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有几点我觉得应该注意的，一是，我觉得中国传统里面，哲学和人生紧密结合，和人格紧密结合，这是应该的，但是，中国儒家的思想是把哲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我认为是必须批判的。所以我不赞成中国儒家封建的那一套。我赞成吸取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某些优点，对讲封建的义理之学，我认为是必须要清除的，第二点，我认为，儒家老讲的知行一的道德的含义的那一套，应该有分析地批判，有它对的一面，像王阳明讲一念发动处，即算是行，这就是强调人一个内心的道德上不要有坏的动机，从这个意义来讲，是好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哲学里面讲认识论讲的太少，倒也不是说不讲。爱因斯坦就说过，中国的传统哲学，一个是缺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一个是缺乏西方的现代的因果联系的思维方式。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科学，应该强调讲认识论，讲方法论，而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面讲得太少，总是讲天人合一，讲万物一体。所以我要强调不要老讲道德意义的知行合一，而要更多的强调讲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讲认识论。再有一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哲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境界，有每个人的世界观，这是不可能强求一致的。如果硬要用各种手段来强求一致，表现上好像都是一致的，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生活。在一个大的场合，你要问大家的意见，谁也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就面面相觑，我看看你的态度，又看看他的态度，最后全场鼓掌，其实心里各有想法。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强求哲学一致的思想。但是我并不是说这就不可能有某种相对一致的思想，我跟你虽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一个时代、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由于很多的客观的原因，同一个时代，同一个集团，它的生活、它的存在，就决定了它会有一个大家所共鸣的思想，所以我用共鸣这个词。就是说我跟你是不一样，随便我怎么讲，讲得天花乱坠，也不可能你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的出生，生活环境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共鸣的思想，这个时代的人大体相信哪一个基本观点，比如现在我不可能相信奴隶制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那个时候不可能有现在的哲学观点。某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思想，那个时代不可能有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这个群体或者这种文明就会有一个什么共鸣的思想。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思想和我们在儒家思想熏陶几千年的思想就是不一样的，要他改的话不太可能，我听说叫阿富汗妇女把她的头巾拿掉，解放一下，她不愿意。她觉得盖头巾合乎她的传统。每个人的哲学观点思想、信仰是不可能强求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思想应该是大家共鸣的思想。

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提倡一个什么样的共鸣的思想，我感觉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都讲“用”，一切都变成了被我利用。奥地利有一个哲学家叫布泊（buber），他感慨他的那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初，我们现在有点像他的那个时代，物质文明很发达，科学很发达，大家一天到晚就想到怎样利用，怎样利用别人，利用东西，他说这个世界在人们眼里变成了一个“被使用的世界”，“the world to be used”。除了被用之外，没有别的了。他就提倡，他说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人和人没有办法心心相印了，不光物品是我们使用的对象，见到一个人，首先想到怎么来使用你，怎么把你当枪来使用，总是把你当作工具来用，好像我跟你就是一种用的关系，布泊就说，不能这样下去，这是欧洲文明的危机。他就提倡人和人精神上相遇，就是赤诚相见，把被用的世界，the world to be used，转变成彼此相遇的世界，the world to be met，变成一个心心相印的，平等对话的世界，不要把人当成使用的工具。我觉得王阳明讲的一体之仁，倒是很值得提倡，除了他那些封建的意义之外。The world to be met的世界和王阳明的一体之仁的世界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倡什么哲学呢？这个哲学应该成为大家所共鸣的哲学，就是不要老世界看作the world to be used，就是不要老是用人用物，把人当物来用，而要提倡人和人之间的一体之仁，大家心心相印，平等对待。所以西方的一位哲学家去年来北大讲学，讲过互主体系，互为主体，我也是主体，你也是主体，我们都是主体，你不要老把我当作工具，我们平等对话，我们彼此心心相印。我觉得这种哲学也许值得提倡的。也许我们中国二十一世界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