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教授

 

我先不晓得在座各位，有不少是参加到中、小学去传播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很艰巨、很光荣的任务。我先不知道。后来小逄同志他找我，说起来他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怎么说呢？从心眼里我感到很惭愧，有两点很惭愧：第一呢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也没想到过要这样为祖国的传统文化做这样的一个普及工作。这是第一个惭愧。我上中学不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呢？我最大的志向就是将来教大学。1949年以前我坐着你们坐的椅子，到了1949年出了大学门又进了大学门,就坐在我这椅子上了。我是1949年开始教大学，打这以后好像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这一辈子就干一件工作,就是教书，教过几年中学不算，当时牛鬼蛇神剥夺了你教书的资格，除此之外，我就干这一行。可是我思想里头绝没有想到像现在的逄飞同志有这样一个高远的想法－－把传统文化普及到中小学去！这一点我是自愧不如，这一点我不光自愧不如，我还非常敬佩做这工作的同志！这是一点。再有一点我要说一句比较老实的话：这工作不好做！这工作不好做！很不好做！！刚才我在路上还跟小逄同志说：“你敢到小学里去教四书里头的《大学》”－－事实是《礼记》里的一篇《礼记•大学篇》，据说是曾子写的，后来被朱熹单挑出来－－我说你敢到小学里去讲《大学》？！我在大学里我也不敢讲《大学》。不好讲！不容易真正讲透、或者是讲对了！！搞得不好就会误导！我说这一点哪－－我说一句倚老卖老的话：那是一定要谨谨慎慎、小心翼翼地来做。可别把这个中小学的同学领到那个错道上去，你把那个字句给他讲错了都不好办。举个例子：你不是讲《大学》吗？《大学》里有两句话“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吧？有这么两句吧？现在你看电视剧《大宅门》，那么一部大的戏，那么一个大明星，就是把“可wu”就念成“可e”！那大宅门里出来的该是有文化的吧？动词是“wu”，名词是“e”呀！就不要说那大宅门了，你看现在那堂而皇之的什么康熙呀、乾隆呀，什么李白呀、徐志摩呀，满嘴错别字。我说徐志摩也好，或者是曾国藩也好，甚至是康熙、乾隆也好，就那么说话呀？那不是……唉！草字头一个秀字，恐怕应该念“you”吧？唉！我就听见了“良xiu不齐”！我说：“你就不齐了”？！怎么这种字，你查查字典再上镜头，不是太难的事呀！所以我说这种事佩服你们，一方面也劝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别做砸了。所谓砸了有时侯你们自己不觉得，可是把孩子们误导了，这就什么了……。包括我、我也可能说错话讲错了，那就等于把大家误导了。这也不能光批评别人，这里头也包括自我批评。这事情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教书这个事，我老说这个话：是个好汉子不爱干哪、赖汉子干不了的事，只有我这个不好不坏的人那，才对教书感兴趣。那么找我来讲呢，我就想讲什么题目呢？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题目－－就是说，谈谈自己怎么读旧诗、怎么学作旧体诗，以及后来在学校里怎么讲旧体诗这样一个历程，我就谈这个吧！

这事出有因，《文汇报》约我写文章，我答应他们写三篇文章，第一篇就是写我怎么读旧体诗；第二篇就是我怎么学写旧体诗；第三篇就是说我到了学校来教书，我怎么讲这个古典诗词；有这么一个计划。人家说是答应了，发了一篇叫《读诗忆旧》。就是回忆我怎么开始念《唐诗三百首》之类的，从这开始。后来人家不识茬了：人家是不是还要我写“我怎么学旧诗”和“我怎么讲旧诗”。人家不识茬了，这文章你不要我也就不写了，我就懒了。但是这个题目在我头脑里酝酿了好久了，因此小逄来找我，我说：“得了，我把这仨题目串起来，也别我白费了半天脑筋，货卖识家”——在座的都是我的上帝啊——干脆我在这儿讲讲。我没写成稿子，这头一篇写的稿子——说起来还得多说两句：我父亲就是一个搞古典文学的人。抗战以前他就在南开大学教了几年书，抗战胜利后天津成立了一个津沽大学，他又在那儿教书。一直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就不教书了，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了一段时间古书，参加了新编《辞海》的工作。再后来他就没有正式的职业，成了一个社会的闲散力量。但是，他是一个念古书的人！应该承认我受他的影响还是受了不少。可是有一点在这里我应该说实话：在我父亲的心目中，我不是一块好料子。我这一生呐，有三个业余爱好，最厉害的一个业余爱好就是看戏看京剧。我还不怎么懂事的时候，大人就抱着我到戏园子里去看戏，一直看了若干年的戏。北京有个英文报纸叫中国日报，一个记者来采访我，我跟他算过一本帐：假定我每周看一次戏，实际上有时每周我天天看戏，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咱们就说一年看五十次戏，十年就是五百次戏，当时他采访我的时候，我掐头去尾，大概看了三十年的戏，三十年就是一千五百场戏，这个数字不算太少，所以我够的上一个戏迷。那你功课怎么样？在学校里念书成绩怎么样？我是一二九时代的现在北京25中那时的育英中学念书，我每年不是考第一就是考第二，考了第一第二学费免收，当时是现大洋二十五到三十吧。我跟家里人说谎：我要交学费。于是我就拿到了二三十块的大洋，就贡献给戏园子，贡献给那些演员们，这样看戏。那时候中学三点半下课，25中大家都知道，就在灯市口，离东安市场很近，当时吉祥戏院白天都有戏。三点半下课以后先不回家，背着书包直奔吉祥戏院去看后半场。看戏着迷到这样一个程度。这是第一个嗜好。（旁白：下面请允许我就吴先生的第一个嗜好作一个注脚。吴先生的父亲就是我们国家二十世纪很著名的书法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古典诗词创作家，是天津好几个大学的教授，先生是家学。这是我第一个注脚。第二个注脚是先生对京剧的嗜好。吴先生对京剧的研究目前在我们北京大学我们认为是第一，先生出的“吴小如戏剧文录”北京大学已经出版，收录了先生有关京剧的一系列著作，其中有一部“老生京剧流派综述”在海内外有巨大的影响，另外先生用千家？学派的方法来说我们中国京剧史，包括京剧唱片渊流的考据，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替我在这吹牛。第二个业余爱好是写毛笔字。我不能说“书法”，现在会写毛笔字的都自称书法家，我只能说我爱写毛笔字，这受我父亲影响。因为像我父亲的水平，够得上书法家，我对书法家是有一个主观的想法的，就是在书法史上落得下名、站得住的那才叫书法家，举例子吧，象王羲之，唐代的欧阳询、顔真卿，这样的算书法家。说拿毛笔字写个帐本也算书法家，那就太不值钱了。我只能说我爱写毛笔字，我的业余爱好是写毛笔字，我不敢说我是书法家。第三个业余爱好是后来才有的，就是喜欢写旧体诗词。这是三个（业余爱好）。只有看京戏这个呀，没有受到家庭的阻力，因为我父亲也是从小爱看京戏，说句不客气的话，他看京戏没有我那么投入。他就是看看。另外，我的外祖父、舅父，一直到母亲，我在这儿可以没什么顾虑说，从前我就不想说，我的母亲是一个满族的贵族出身。怎么说呢，她不是爱新觉罗，她是复察氏，是另外一个，镶红旗人。她的曾祖父是一位将军，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到我母亲这一代，包括若干个舅舅和我的外祖父，不但认识文艺界的人而且也都是戏迷，这个也影响我。只有看戏父母对我没有阻拦。有的时候还带我去看戏，这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说到写毛笔字，父亲对我要求很高，几岁的时候就让我写毛笔字。可是我的毛笔字写出来老不是样子，老不成样子，先写一种体，写出来不成，又换一种体，又不成。我跟大家说实话吧，我写楷书，几乎老成不了个儿。楷书写出来，简直就不是样子，后来没辙了，我说要不然咱们试试吧，写草书，这蒙事啊，写草书，唐朝很有名的草书的范本，就是孙过庭？的书谱。就临书谱，那是我在南开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从育英中学1936年转到南开中学，就那时候开始写书谱，我父亲看了我写书谱，写草书，没说话，没说别的，就说，嗯，那意思这还差不多。开始写楷书，我父亲从来不但不点头，还直摇头，认为不够材料。至于写旧体诗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上育英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写。可是我写好以后寄给我父亲看，那时候我父亲住在天津，他上北京来，我去看望他，记的有一次，他住在北京饭店，去看他，他拿着我的诗稿，你还是我的儿子吗，你这写的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你不是这块料。所以当时我就一记闷棍打回去，我再也不敢谈这个事了。这里头附带地我要补充一下，我开始怎么念的旧诗。我上小学，我是哈尔滨出身。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在中东铁路工作，所以我们整个家，从我祖母一直到我们弟兄，都是在哈尔滨长大的。那么，在那儿长大呢，小学也是在东北上的，当时早晨起来我父亲上班，我呢上学，我们共用一个洗手间，洗脸、漱口、刷牙都在一个洗手间，总是跟我父亲同时在洗手间早晨踫面，这个时候，我父亲每天就教我读一首唐诗，或者不是唐诗也是一般的五绝或是七绝。教那些最简单的，当时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然后我上学去了，路上我就把这诗默默地背，晚上回来做完功课以后呢，有一点时间，我就利用毛边纸红格本，把白天学的这首诗抄在本子上。就这样，有那么一两个或者两三个时期，时间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反正那时候我父亲上班我上学，一直到“九一八事变”，我父亲也不上班了，我学也不上了，我是1932年跟着全家回到当时的北京，这是我开始读旧诗的一个开头。以前父亲口授一首短诗，还不像现在，现在有的家庭教那孩子，上来念“春来不觉晓”呀、“床前明月光”呀，好象还是比较认真，甚至于他父母也不一定是搞文学，可是希望培养小孩多念一些旧诗。我觉得那个条件不比我差。我的孙女就是这样的。遗憾的是什么呢？我念的那些诗，到今天有的还能背，而我的孙女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母亲包括我在北京教她的，她有一个录音带，60分钟的录音带，你想她念了多少诗，一首到现在也不记得了。她是2000年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现在已经工作，挣钱比我多多了，今年22岁了。我就说，我说你四五岁的时候念的那些旧诗，你要是都背下来，都不忘记，你现在该积累了多少东西。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跟你不一样，你天才不高，你就靠死记硬背，我悟性强。”话的意思说，悟性强的人总比死记硬背的人好，所以我说好好好，青出于蓝，你比我棒，完了，有分歧。我和我孙女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谈到最后有分歧，我就受到批评了，哎，时代不同了，老啦。完了，我就不说话了。所以我这个读旧诗呢第一个就是每天背，背一首短的，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等到到了北平以后，我那时候就上高小了，一直后来到初中了，就自我放任地逮着什么念什么，东看西看的，乱看了那么一个阶段，浏览了那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比较长，而且我是逮着什么念什么逮着什么看什么，有的也能背，有的也不背，这个阶段比较长，甚至于一直到交大学习。第三个阶段我这读诗呢，是工作需要，因为到大学里你又教古典文学，当时北大中文系交给我的任务是教宋元明清的一段文学史，那么宋诗是首当其冲，必须得读。我小的时候读过一些苏东坡的诗，读过一点陆游的诗，其他的东西就不太熟悉了。工作需要，于是我补课，念宋诗。开始是念宋诗，当然后来又念其他的东西。我唐诗比较熟，另外我在浏览的阶段，对清朝的诗呀，挺有兴趣，从清朝初年的吴伟业（吴梅村）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甚至于民国初年包括鲁迅先生的旧诗，也包括象北大老教授黄杰先生的诗，我都是喜欢的。但最后念清朝的诗，归结到两家，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其他的就无所谓了。这两家，一个是纳兰性德的词，我对纳兰性德词还是比较有兴趣，到现在有时候年纪大了，忘了挺多。可有时候脑子里“哗”踫出两句来，不知道是哪儿的，仔细一想是纳兰性德的词，还有的熟。随口就说吧，我还记得他有一首“鹧鹘天”“谁怜瘦马关山道/西风迟“，我莫名其妙地记得这个。那么清代的诗歌，我最后落在谁身上了呢？落在黄景仁身上了，就是黄遵则。这两个人呢，都是短命鬼，都是才子，短命。纳兰性德是一个贵族，黄景仁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且穷饿而死。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诗都是真正从肺腑里面流出来的，所以我比较喜欢他们。因此我一看电视剧，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究竟是纪晓岚活在前呢，还是黄众则黄景仁活在前呢，我没考过，但是我想黄景仁写的诗呀，纪晓岚未必看得上眼，也未必看见。可是那个什么铁齿铜牙纪晓岚啊，一张嘴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百无一用是书生”是黄景仁的诗呀。纪晓岚就算跟他同时吧，也不能整天拿这首诗整天的念呢。那首诗原来上句是“十有九人看白眼”底下“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副律诗里面的对子。这个纪晓岚念黄众则的诗，而且琅琅上口，整天念起来没完，我就有点纳闷，我说这是不是宋版的康熙字典里有的？不是有个笑话吗，宋版书是最值钱的，康熙字典它无论如何也宋版不了。这种情况多极了。这样的事我在教中学的时候还踫到过一回，中学课本选了一篇《老残游记》，《老残游记》有一篇文章写的非常好，叫《黄和尚打丁》，《黄和尚打丁》里面就引了一句谢灵运的诗叫“朔风尽起哀”，有一个教国文的同事就在教员休息室里，问我这“朔风尽起哀”整首诗你能帮我找找吗。我说你查呀，他说《唐诗三百首》里没有，我说谢灵运的诗怎么跑的《唐诗三百首》里了？这还是国文教员呢。所以这个事呀，我就说这个文化滑坡，什么时候都有。不过于今为烈就是了，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这读诗的阶段是三个，一个是随意浏览，这时间最长，第三个是工作需要，最早打基础呢，是父亲一天一首一天一首那么教。可是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觉得写旧诗蛮有意思的，于是乎我也就学着写，写了给我父亲看，我父亲说你不是那块料。其中有一条，除了写旧诗要讲求平仄以外，诗韵很要紧。我这个人是非常保守的，我现在做诗用韵还是用《配文韵府》的韵，因为什么呢，你既然想做旧诗，你最好还是用旧的韵好。你要不用这个诗韵，而是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那你干脆写的就不叫诗了，干脆是顺口溜或者十三折，咱们唱戏不是有十三折吗，你干脆找折扣不就完了吗？您何必要查韵书呢，所以我非常保守，还是用过去叫“平水韵”，实际上“平水韵”现在已经没有了，《佩文韵府》那个韵。这个从康熙年间规定到现在好几百年了，沿用到现在，我还是坚守这个诗韵的规律。当然写古诗可以不一定要死按那个写，近体诗，写律诗绝句，那个按这个诗韵来写。我那时候不懂，写一首绝句不是得压三个韵吗，我就三句有韵了，我这三句就是三个韵，我也没看书。我父亲就说，一首诗三个韵你比古人强多了，古人写诗也不敢这么写，你不是这块料。另一个写字，尽管我父亲是很有名的书法家，他三十几岁就成名了。可我是不成材。相反我弟弟比我小三岁，他写的字拿去给我父亲看，老是画圈画圈画圈，一边给他画圈，一边就是给我施加压力，说他写的有比例，会用墨，纸虽然不好，可是他写出来有神气，你这不行。就在我上南开中学，1936年的时候，我弟弟比我小三岁，他那时小学还没毕业，我父亲就对我说，他呀，就说比我小三岁的弟弟，现在在天津，我今年周岁七十九，他七十六，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比我棒多了。结果我父亲念我弟弟的诗刺激我，到现在我还背得他那两首名作，可是我估计他除这两首名作以外其他没多少，一首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上学的路上，叫“碧水映红日，轻烟缕缕飞，春风吹漠上，独自抱书归”，小孩形象蛮好，这是一首，我都背得，我不用讲稿，我弟弟的大作。还有一首，那时候我父亲在南开大学教书，夜里太热了，跟现在似的，天气差不多，比这可能还晚一点，半夜里睡不着跑出来，南开大学也有荷花池，清华这个因为朱先生的文章出了名，《荷塘月色》这是千古传诵之作，南大也有个荷花池。所以我弟弟另外一首诗“独步荷池畔，绕花到四庚，疏稀衬明月，万籁寂无声”。我父亲念给我听，当时我很惭愧，连这我也写不出来，我只有佩服，他比我聪明。后来我怎么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诗学做好呢，不光学做诗我还学做桐城派的古文。为什么，我要说明一下，1941年我中学毕业，跟着就上大学，可是大家都知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41年暑假我是既考上燕京大学又考上辅仁大学，可是当时我祖母年纪大了，我父亲在敌伪统治时期，他在社会上有点知名度，不敢出头露面，日本人老想拉他做汉奸，他就在租界上隐姓埋名。家里的事呢，因为我那时都十好几岁了，家里的事都得我盯着，尤其我祖母特别疼我，我要到北京来念书呢，我祖母也舍不得。所以燕京和辅仁的高考我都考取了，我又都放弃了。结果1941年，我是天津有个工商学院附中毕业的，我就升入了工商学院商学院，念的是会计财政系。到现在我的老朋友老同学还说，你干嘛改行，现在看你要你还是念会计财政，搞金融玩股票早发了，你干嘛转到中文系搞文学，我也后悔，可是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念会计，我数学特别不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教物理的老师跟教三角的老师是一个人，高中毕业的时候，物理最低要60分，59分都不能毕业，结果我的物理考了61分，三角到后来越念越深，除了sin、cos以外，还有对数，我最怕对数。Log什么什么还要查表，我这脑子实在是不行，结果三角我勉为其难考了59分。毕不了业了。幸好那教物理的老师（现在那位老师早已过世了），我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找他，我说“跟您商量商量，我就要毕不了业了，我的物理61分、三角59分，您帮我把物理的一分挪到三角上，我就过去了”。老师听完训了我一顿，可是后来知道我是好学生，因为什么呢，我的国文不是98就是99，高中毕业的时候。而且我英文不错80多分，代数也不错，解析几何也勉强得75分，就这三角59分，我就在教员休息室死说活说，最后老师说你回去吧，别管了。等我接到成绩单一看，三角60，物理还是61，恩赐了1分。这样我就高中毕业了。你们看我这样一个情况，我要在商学院念会计系能念的下去吗？还得学建筑绘图，我最不能画画。我小学时候画画，老师要写生，静物摆一个桃，让我们用水彩画那个桃，我左画右画怎么画也不对，颜色画不对，最后桃还是桃的外形，里面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要交卷了，就在我的大作上题了三个字：烂桃子。老师还批评了我。这是上初小的时候。上高小的时候，我在育英小学，育英小学也有美术课，到现在还有一个活的见证人。在北大体育教研室，跟我同岁，也退休了。我们是小学同班同学毕业的，他姓王，王胜志先生，在体育界很有名，国家级裁判。考美术课我急的在课堂上哭，画不出来，就是这位王老师，偷偷地把他画的不满意的塞给我，我写上自己的名字交了卷，得了60几分，假冒伪劣毕的业，这就是美术课。所以我美术一直很差。后来念了两年以后，念不下去了，我父亲挣不了多少钱，家里生活困难。我得工作了，我不能继续念书了。同时对上课也没兴趣，于是从1943年开始教中学，到中学去教语文课，既教初中又教高中，就在我教课的过程中，我懂得一个道理。那时候语文课里既有古典诗词又有文言文，我就想，要是上来就把字句串讲串讲，告诉学生这是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也”，稀里糊涂地给学生这么一讲，也过的去。讲诗吧，随便一首诗给学生一串讲，也就完了。后来我想不行，讲不出道道来。从那个时候起，可有一样，《实践论》我是解放后才读的，那时候，我这个脑子机灵，就想到：你要不会写古文不会写文言文不会做旧诗，你跑到课堂上去大讲古文，隔靴搔痒，绝对讲不到点子上。我就说我为什么学做旧诗，学做文言文，就是从1943年我开始教书感觉到必须做文言文，必须学会做旧体诗，上课堂上才能讲文言文，才能讲旧体诗，要不然讲不好，甚至于不会讲甚至于讲错了。我真正学做旧体诗是1944年。我经常失眠，前几天睡不着觉，忽然间冒出我最早作的两首旧体诗，都是五言的绝句，长的更做不了，只能做短的。我就念其中一首吧，写的是一天晚上晴天又阴了，“云注新蟾没，风托细雨来，影寒金袖瘦，吟际一徘徊”，当时做了两首，我就说这一首。这是我开始做旧诗。到后来因为那时候抗战还没胜利，有好多南开大学的毕业生教了中学了，还有就是咱们清华的，当时清华已经关门了，他们因为不愿意在敌伪区上学就都休学了。我父亲家里经常来大学毕业的，大学休学的，当时到我家里常去的有四位先生，现在只剩下一位，就是在清华毕业的，老先生，在天津社科院研究所，历史系的研究员。他最后的毕业论文，抗战胜利以后回到清华来，找到历史系吴晗先生作他的导师，把他的毕业论文指导完了。到现在他的毕业论文没有出版，我现在对这个事情还是很遗憾，他写的什么呢？他写了一个《吕晚村年谱》，就是吕留良的年谱，毕生的精力，他比我大九岁吧，周岁88了。有材料陆续加进去加进去。没有印出来。这么高的一摞文稿，蝇头小楷，自己抄写的。寄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楞给他弄丢了一本，到现在书没出来，可稿子残了。幸好据说他自己还有复本。到现在只有这一位了，其他的都已经成了古人，有一位是去年过世的，也是88岁，说起来很多人都是88岁过世的，所以我老觉的88岁是个坎儿。这几位就经常找我父亲学旧诗，我跟着也沾光，就这样从44年到45年，后来抗战胜利了，我就又念书了。说起来我跟清华还有些渊源，不过清华的校友会我从来不参加。我觉的我只在这儿待了一年，别在这儿滥竽充数了。育英中学也找过我。（旁白：吴先生从天津商学院出来之后，教过中学，又考入燕京大学，后来又转进清华大学，再最后又进入北京大学，北大毕业之后就留北大做教授）三校院系调整，清华、北大、燕京，燕京取消了，这三个学校合并了。我当时说笑话，我说我是这新北大的标准校友，因为这三学校我都念过。在燕京为什么退学了呢，就是因为燕京当时的美国习气太重，我这人国粹脑袋，跟这个合不来。连课下交女朋友都得说洋话，太不习惯了。所以我在燕京读的时间很短。但燕京很瞧得起我，拿我当校友看，到现在燕京的事我管得多，因为他们新成立了一个《燕京学报》，我是《燕京学报》编委。现在有人可是拿清华的招牌，因为清华名气太大了。92-93年，我在德国讲了一学期课，我接哪个老师去的那个学校的呢，就是接清华的一位老师去的。现在这老师已经调北大去了。当然临去之前承这位老师的忙，介绍了一下那边的情况，以至于我去了不至陌生。可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是很在乎这个，张嘴闭嘴说我的前任是陈寅恪的学生。正好复旦有个讲师在海德堡大学留学，既然都是从国内去的，当然跟我也认识。最后我临走的时候，我请德国系主任吃饭，我来的时候，他请我吃饭，结果那个系主任就说，某人某人是陈寅恪的学生，复旦的那位讲师听了以后有点不平，说吴小如先生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因为46年到47年我跟陈先生念了一年课，我也是，可是我从来不说我是谁谁谁的学生。我临出国之前我的学生跟我说，说您出去以后，最好把您的老师都抬出来，比如说您是于平国先生的学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游国恩先生的学生。我说我要去啊，我就是我，老师是老师，我不能借着老师的招牌跑去招摇撞骗。那样不行。所以我去了以后，我没有说我是任何人的学生，实际上我的老师很多，朱自清先生也是我的老师，1946年朱先生做系主任，我是中文系三年级的插班生，当然是学生。我又听过朱先生的课，注册都是朱先生自己签的字。而且朱先生还认的我，当然是朱先生的学生。等我转到北大以后，我转到北大是沈从文先生把我拽过去的。因为我在清华没法兼职，没法搞第三产业，清华天黑了关城门了，我只能住在学校里，在城里我就可以干家教。另外沈从文先生给我一个副刊，他说耽误你工作，你来我给你安排个工作，就这样我就来了北大。所以我是三校的校友，哪个学校我都沾点边。话说回来，由于教中学必须教古文必须教旧诗，我就觉得你这个不会做就去教，恐怕是不行。话说到这，我就说一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别说是中学的老师，就是大学的老师教古典文学的人未毕会做旧体诗会写文言文。讲起来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一会儿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怎么说的啦，一会儿卡夫卡啦，热闹的很，我全不懂。但是你作旧诗，旧诗应该怎么写、怎么作、怎么考虑，这个他未必玩的转。我呢，是学做，我不是诗人，可是我要说，王国维词填得很好，但是王国维在清朝末年不一定是个创作词的拔尖的大家。但是他能够写词，所以他的《人间词话》可以不朽，如果王国维不会填词，他的《人间词话》到不了那个水平。这个道理我是怎么悟出来的呢？我刚才说过，一个业余爱好是看戏呀，老看老看，越看越入迷，但是我也逐渐能分辨出来哪个戏好哪个戏差、哪个演员好哪个演员差，好好在什么地方差差在什么地方，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光看戏是不行的，所以我在二十岁前后我还抽出一定的时间跟人学戏。所以刚才那位同志介绍我说我写过“老生京剧流派综述”那本书，我当初学就是唱老生戏。我还有个观点，我写的书都是零段的，没有一个完整的书。我的第一本，算是学术著作，就是这本《读书丛札》，零碎的笔记。有人就劝过我，比如邓广明先生就劝过我，怎么不正正经经写一本书，干吗老写这些砖头瓦块零零碎碎的东西。我有一个理论，你要写一本完整的书，假定你要写一本《中国文学史》，肯定你的学问不能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有些你有创见你有发明，有些不一定是你的强项，而是你的弱项，你必须得抄别人的，你得拼凑完了你这本书。所以这本书里就有若干个点是强项，多少个面都是弱项。与其那样去写一本书去骗人，我不如光把我自己认为有心得有体会的东西，那些点，抽出来，我就写这一个见解就写这一个内容。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零篇零段的，没有一个完整的。可是我脑子里面有，即使讲一篇作品，比如诗吧，我也有整个诗歌史的概念，讲散文我有整个古代散文的概念。脑子里得有，但是不一定要整个铺开了来写。这个跟我的爱看戏也有关系。后来我学戏，学老生，你得学唱主角吧，不能总学跑龙套的吧。但是一出戏里有主角也有配角，配角也并不好唱。刚开始学的时候，我除了学主角以外，我也学了一些配角的戏，但是当业余时间我跟朋友一块去玩去唱，总是别人唱主角我唱配角，一直到前几年，我们东城有个香港办的国际票房，有个亲戚把我领去，我去观光过一次。到那以后别人唱不是《空城记》就是《洪阳洞》，都是大块的戏，结果他们若干个专家在那儿唱，每一个戏里都有一两个配角的老生，要是我不去呢，那些个主角唱完了就完了。我去了我就跟伴奏的说你连那配角伴奏的锣鼓打上，所以人家唱主角我唱配角。我这配角不止一个，唱完这个再唱那个，所以那天一个下午别人唱了四五出都是正宫戏我配了六七个配角。最后一位老先生说你会的真多，我说我会的都是零碎，都是给人家打杂的。我有一个理论：与其你唱主角唱的挺吃力，让人家看你的水平跟别人差远了，可是你要是把唱主角用的功夫和琢磨的深度拿来唱配角，你这个配角是出色的优秀的配角。我宁可当够格的配角，也不愿意唱那个差一点的主角，因此，我写文章也如此，我宁可写一个短文章，写一个小文章，写一个能够达意能够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的东西就行了。我也不拉开了架子写论文。你看现在的研究生很苦呀，去年有一个博士生，从北大毕业的，正好他的导师出国了，他的导师也是我的学生，结果临走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他每一次拿他的论文来就叫苦，“我这字数还不够，法定的字数不够多少字毕不了业，博士学位拿不到”。最后他就没办法了，比如说明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他是搞《诗经》的，他把《诗经》上所有的例子都举出来了，一举举了三四页。别人说你干吗举这么多，他说要不不够字数呀。没有办法，都举上。再有一个办法，现在写论文，就有这么一条，就是后头有注解。这是跟西洋的汉学家学来的，因为西洋的汉学家他念的书毕竟没有我们国内的人念的多、念的扎实，他要谈一个问题，他必须注明出处，什么李太白集卷几，杜甫集卷几，这些。一个不到一万字的论文，后头可以有一百二十条注解。我们现在也讲究这个，你注解的越少说明你的学问越小，所以现在研究生拼命地拉长他的论文，不够拿注解凑。我跟一个杂志社的同志聊天，我问他：“你们这里发表一篇文章，这注解给不给稿费？”“当然给啊”。我说你不妨试试，要想让这个文章精炼少占篇幅，我想出一个辙来，注解一百条也不给稿费，注解不管多少都不给稿费，只有正文有稿费，你试试，这样也许注解会少一点。我现在写的文章，就是一千多字两千字，能写到三千字的文章已经是九牛二虎之力了。但是有一条，尽量后面不写注解。我觉得那实在浪费读者的精力。话接着说回来，我因为要讲，所以我学作。会作的人和不会作的人讲同一个作品，肯定不一样。这就是第三个题目了。因此我在学校里讲课常常讲出很多老师或同学不同意的意见来，因为我的讲法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也别说，有的时候，连我的老师也给予肯定，我举一个例子吧。诗经中有一首《芣苢》，我想同志们应该都念过，最普通的一首：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过去的人讲都按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层次来讲，甚至于连大学者，象王念孙，都这么讲。说采是取，有就是占有，采来的东西就归他了。可是过去的人都有这个问题，认为这六个动词是顺序的，一二三四五六，采之，采完了就有之，我就说，你既然都有之，东西都归你了，干吗还拿手去掐它，拿手去捋它，最后是拿衣服包着它，怕掉下来，拿衣服的里襟掖在衣带上这样拿回去。但是他就认为既然有了，就没有采的动作了，可下面是采的动作。讲不好，包括王念孙包括民国初年北大的教授等等。后来我忽然间明白了，这个次序不是一二三四五六，是一二，第三四句是第一句的注解，第五六句是第二句的注解，实际上就是两个动作，一个是采，一个是把这个东西拿走。怎么采，是掇和捋；怎么有，是袺和襭。我就这么讲。这个受到了我的老师于平伯先生的夸奖，有一次跟于先生谈这个问题，于先生说，你这个讲法可以成为定论，因为你不这么讲，这诗就不好讲。所有我这个讲法有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三月底我在北大讲课，那次有台湾来的交流的研究生，他们特意让我过去给他们露一手，我就去露一手。我对李清照的词有好多讲法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比如说，“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所有的注解都说“卷帘人”是个丫环。我的讲法跟他们不一样，那卷帘人是她丈夫，“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喝了半宿的酒，第二天早晨起床，酒劲还没过，丈夫先起来了，试问卷帘人，看看外面一夜风雨景致怎么样？丈夫带有安慰妻子的意思说，妇女最敏感，花谢了对于一个妇女来说，她总觉得春天要过去，所以卷帘的人就说，却道海棠依旧，花还开着、还不错。但是作者说你不知道，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毕竟叶长多了，花少了。卷帘人要是丫环就没意思。另外有一首“如梦令”，叫做“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喝醉了酒不知道回去了，去时划船去的，回来划着船回来的，“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因为喝醉了酒把船就划到藕花深处，钻进去出不来了，下面是“争渡、争渡”，现在大家都讲成了争着渡争着渡。我说在唐宋时候，那个“争”跟“怎么”的“怎”是一个字，不应该是“争渡争渡”而应该是“怎渡怎渡”。船钻到荷花丛里，出不来了，怎么才能出来怎么才能出来，是这个意思。另外有一个例子，那次我没举，今天我可以举了，“声声慢”——最有名的一首李清照的词了，下半阙，“滿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有的注解说“滿地黄花堆积”就是菊花全都谢了，一地的菊花瓣，我说不对，“滿地黄花堆积”是说菊花盛开，菊花就是长在地上。底下“憔悴损”是指人，李清照说自己，这么多的花，这么盛开的花，但是我这人这么憔悴，精神这么不好，如今有谁看的。没有那个兴致把菊花摘下来放在屋里养。如果它是谢的，那她还摘它干吗。如今有谁堪摘，正说明花是开着的，没谢。但是她不想去摘了，因为她憔悴，“憔悴损”不是指花憔悴是人憔悴，我憔悴了，所以我不想摘那些盛开的花了。这里跟现在一般人讲的也不一样。刚才我举了一个诗经里的例子，又举了李清照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来，所以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诗的内容。大家都熟悉吧，岺参有首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师”，“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讲下雪下得特别大，第二天还以为是梨花开了，其实满天满地都是雪。我就写过一小文章谈这问题，我说武判官要回长安，岑参驻守在新疆，我就问：武判官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动身的？这么一个问题。我的理解这首诗什么内容呢，“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湖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表示天特别冷，甚至于“冻破红旗扯不翻”，然后是在帐棚里面摆酒设宴给武判官饯行。最后四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向东走是向长安去，去时雪满天山路。我就问：武判官什么时候走的？是他已经动身写的这首诗，还是在喝酒的时候写的这首诗。他要是走了，这首诗武判官就看不见了，肯定是没走时写的。但若是喝完了酒天已经黑了，这时候武判官是不是要赶夜路呢？出去走到哪儿才是驿站？走夜路迷路怎么办？所以我的理解，最后四句指的是第二天早晨，头一天把诗写好了，明天早晨你走了，我们去轮台东门送行，那个时候“雪满天山路”，看不见人影子了，但是你骑着马的足迹我们还看得见。我就此写了一篇小文章。但是有人不同意，认为可以走夜路。夜行军不是长途旅行，夜里头那个军队开拔或者和敌人作战，那是可以的。普通走夜路没有天黑了走的，尤其是从新疆那个漫天漫地都是大雪，沙漠上盖着有雪，半夜里摸着黑走，他非得到天亮才能找到那路，走迷路了怎么办啊，我就说的是这情况。我认为，这最后四句应该是第二篇，预先写第二天他走的情况，你要用岑参夜行军的诗来驳我的论点，两个情况不一样。不光是岑参了，所有唐朝边塞诗，写晚上，写夜里有的是。“几里征人三十万，十回回首夜如攀”守疆城外夜如霜，夜里头可以，那是集体活动，那是有军官、将军领导的一大堆人马，不是孤身或个人单独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用其他的唐诗来驳我这个，我觉得驳不倒，因为我说的是普通少数人的旅行，当然武判官走也不止他一个人，但我认为这是第二步，头一天整个又是喝酒，又是跳舞，又是奏乐，又是什么的，喝得醉了咕咚的，得了咱们上路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知走哪儿去了。我始终有一个信念，讲诗啊，古人是从生活出发的，我们读诗也是从生活出发的，应该推情酌理，情理，人之常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生活常理，生活规律不能够乱来，所以我在讲古典诗词的时候还强调一个重心，现在有的人认为，你那么讲可以，我这么讲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上有一句话，“诗无达诂”诂就是一个理解，诗啊，讲诗啊，没有一个达诂，好象那意思就是我这么讲可以，那么讲也可以，达当什么讲，达当通讲，讲诗啊，没有一种讲法，什么讲法呢，只有这一种讲法把这个讲法运用到所有的诗里都能通。“诗无达诂”不等于“诗无定诂”，一首诗有一首诗的讲法，这个讲法不能往那个诗上挪，叫诗无达诂，而不是说诗无定诂，可以用以主观随意性来解释，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认为，诗无达诂是诗无通诂，没有一个训诂是可以一通百通了的，就这么讲吧，就是指的是哪儿都可以这么讲，那不行。特定的字和词，在特定的作品里头，有特定的讲法，这叫诗无达诂，而不是说，你愿意这么讲也可以，我愿意那么讲也可以，这叫诗无达诂。怎么说呢，今天的时间虽然不长，我谈话又爱东拉西扯，用一句什么话来说，就是水份太多，水份太多我也是跟我老师学的，当年我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怎么说呢，实际上不是我的老师，是我忘年交的老师，非常熟，那时谁是他的学生呢，嫡传弟子，就是加拿大的叶家迎先生，那是顾睢先生的亲传弟子，我只是跟顾先生很熟，听过顾先生的课，他是我的长辈，但是我不敢高攀说顾先生是我的先生，那顾先生后来解放后在天津讲课挨批，党委批，校长批，批来批去，他说我自己做的也是，别人要替他解释他不干，他这个解释又挨了一个礼拜的批。因为他这解释，又是东拉西扯，讲了一堂课，接着批他这解释。你们没看见过他上课，包夜车，他住在平安里，南关港口20号，我记得很清楚，我是闲着没事，那时候我在北大念书，有空我就找顾先生聊天，他跟我关系还是不错，他上课穿着袍子马褂，坐着包夜车，敌伪时期，他除了在辅仁大学上课，还在中国大学上课，我一说我在中国大学上课，那快放寒假了，天冷，穿着袍子马褂，棉袍，棉马褂，外边没穿大衣，坐着包夜车，到中国大学，学生全坐下了，天都快黑了，屋里也没有灯，靠在讲台边上，懒洋洋的，坐在包月车上得诗一句，改唐诗一句，唐诗上说“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咱们是一回相见一回冷啊，完了接着就讲，从什么地方讲起呢，从谭新培讲起，杨小楼讲起，那梅兰芳，于淑颜都不在顾先生眼里，就是谭新培，杨小楼。一个上来是说走路，从家里走到这儿，挺远，天冷，一回相见一回冷，然后说腰疼，腿疼，头疼，反正身体不好，然后谈戏。不要说课堂上，我到他家里去，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是辛弃疾专家了，苏辛词专家了。有一次，我请教他，我说辛弃疾的一首念奴娇，野塘花落，我就说这版本不一样，一个是海棠的棠，一个是池塘的塘，请教您一下用哪个棠（塘）字好？“关键不在塘（棠）字，好就好在这个“野”字”，怎么个好法呢？他没有仔细讲。他说你听过谭新培的唱腔，有一个“战太平”的唱腔，你听过吗？我说听过。头一句是“叹英雄时值落罗网”，那一句就是这个野，幸亏我还是个戏迷，我能体会到顾先生这个意思，你要别人，瞢了，哪儿跟哪儿，战太平头一句，戏词是叹英雄时值落罗网，大将难免阵头亡，主角被擒住了以后，万般无奈。由天气，身体然后又谈到戏，东拉西扯，没法记笔记，最后那天他讲了半首新词，后来叶家迎先回国，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听他讲过这首词吗？叶先生说，没听过，我说我听过，他说那你告诉我，我说就六个字，你把这六个字掌握了，辛弃疾词你就差不多了。辛弃疾的词是“以健笔写柔情”，用有力的笔触写柔的感情，你仔细想想大部分的辛词就是以健笔写柔情，很辨证，很概括。我这一堂课，那是1945年抗战还没胜利，1945年上半年，我听辛词。后来到了1945年冬天，他讲课你得掌握要点，我后来跟叶家迎教授说了，赶快拿笔记本记下来，真正顾老的精髓啊，那一堂都是闲天，你要掌握的就这六个字，过去清华有个老师，现在早过去了，那是我的老师，听刘文典先生讲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上课不讲，就是刘文典先生，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念了不知道多少遍，最后讲了一句话：人生的劳怨。讲得太好了，现在这种讲法吃不开了，我受这影响，因此还带水份，所以我今天这讲课啊，说良心话，我没怎么太好的准备，就讲讲我的过程，我为什么读诗，为什么学诗？44年开始学诗，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写诗了，写毛笔字，还有一个插曲吧，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后来我父亲不骂我了，写楷书呢，我父亲觉得也还及格了，我写草书写得时间比较长，后来我父亲也不正经教我，愿意怎么写怎么写，但是，就在我教中学的时候，1943年开始教中学，教了中学以后事情忙，就没有时间练字了，后来我父亲问我，你怎么不练字了，我就说了一句胡话，“我就再写一辈子的字，我也赶不上您，你的水平太高了，我说干脆书法这一道且放您老人家出人头地，我不写了”。自暴自弃，从20几岁一歇就歇到了60年代初，20年没动毛笔，但是我有一个学生，北大1956年毕业，跟倪老师他们一起，他是一个天赋过高的人，可是很用功，刻竹章，写毛笔字，有时候到我哪儿坐，让我指点什么之类的，跟我关系很不错，后来他就劝我，他临毕业前劝我，他说吴先生你这20年不动毛笔，是个错误。您看我的天赋比您差多了，但我有一个信念，我只要练就比我不练强，因此，他到了60年代看见我，还鼓励我说，老师您练练字，您不练可惜了，我后来一想，他功夫，道理都不一定比我好，因为我从小受我父亲的熏陶，我多少懂得一点写字的道理，我也不是没练过字，练出来的字呢，后来也还块料子，不是说绝对练的好，但是我这20年，自己自暴自弃等于是，像我这个学生他的天赋，不见得比我高，功力呢也不见得比我深，比我多，可是他就是锲而不舍，人家这几十年，到现在还练，不管他练出来的字不一定受欢迎，朱家劲先生就有一句话，说这书法家，一看这个字，好坏先不说，他练过，下过基本功，他练过就跟没练过不一样，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没练，我扔下了，我且放下出人头地，自暴自弃。最后有一阵，同志们，大概你们没赶上，三年灾荒的时候，后来用钢笔，圆珠笔写讲稿都写不了，用土纸，毛毛糙糙的纸，只好又拿起毛笔来写讲稿，在这个时候，这个学生劝我，我一想，他说的有道理，我大概从62年开始练写字，也是间断的，不是每天如此，但是如果我中间这二十年我不放弃，起码字写得比现在写得好。可惜了，这二十年白白浪费过去了，所以，我写字也走了弯路。现在有一句话，我倒是挺爱听的，叫做抓住机遇，有这个机遇就不要放弃，那怕就是炒股票呢，你把这机遇丢了，你还得赔钱呢，你要是有这机遇，你还是赚钱，赚钱总比赔钱好啊。我这吃亏就吃亏在自己放弃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最后，我想奉劝在座的同志，可能个别的年龄大一点，大部分都是年青人，我这是没办法，今年79周岁，明年就80，再想回到二三十岁，三四十岁，是办不到了，没办法，已经过去了。尤其是这十年浩劫，把人整得天昏地暗，莫名其妙。机遇还是抓，主观能动这一条，我希望大家，你想学什么东西，让这东西你学的好，你得实践，不光是口头能讲，你还得自己能说，能写，能唱，我刚才说了，我们北大的同志，他说我好像还有点研究，其实我业余爱好，为什么对京戏我能够说出点道道来，就是我中间真正拜老师下过功夫。跟著名老演员，业余的，包括朱家纪先生他比我大八岁，有时候我也跟他学，都是我老师，我除了练过以外，真学过，因为从前看戏是一种享受，现在看戏，就像大奖赛评委一样，我一看，这不对，那又错了，老挑毛病了，这就没意思了，看戏是一种享受，去了以后，看着看着，心里头不是那么回事，我连电视都不愿看了。我一个学生曾经问过中国京剧杂志一个副主编，你们这个大奖赛那个大奖赛，为什么你们不找吴先生，他对京剧那么爱好，又不是不懂行，那位说实话了，说我们不敢惊动吴先生，说吴先生坐在评委席上，那些参赛的一个也及不了格。怕我！后来我说，幸亏我只是北大教书匠，艺术圈和文艺圈不沾边，沾边也是客气，彼此见面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种关系。如果我要是在解放初，因为解放初我跟马少波同志认识，那个时候少波同志要拉我去艺术研究院。那个时候我要是就真正拿京剧当我的本行职业，我就早让那些演员在文化大革命给我打死了，因为我这个要求太苛刻。没办法，怎么说呢，我在德国讲学的时候，系主任就封我一顶帽子，说你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过他们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一个好的意思，不是随波逐流，不是看风使舵，还是有个人的看法。不管怎么说，在国内“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一个好词，我就甘当落后。最近我就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已老莫谈艺》，已经老了就不要谈艺术了。因为现在的标准已经和那时候不一样了，我那时侯标准是梅兰芳杨小楼，现在的标准是杂技大比武，是宰相刘罗锅，那满不是一回事。拿我的审美标准来看今天的这些，当然不一样了。过去写字讲究书法，得有法，现在是越没法越好，越不讲法越好，写旧诗也是，我的文章里没谈到旧诗，商人味太重。现在将军也作诗，老干部也作诗，什么什么都作诗，我这么一说，太得罪人了，我就没说。现在的诗，不压韵不合辙不合格甚至于连词句也不通，也叫诗，报上也真给他登。你还说什么。有人说，吴先生您怎么不出诗集，我的诗在1965年我把从44年到65年将近一千首诗的诗稿，那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没等66年抄我的家，65年就付之一炬，我就把旧诗稿全都烧毁了。不过积习难除，从“拨乱反正”以来，小资产阶级总爱表现自己，现在有的时候又难免手痒痒，又有时候偶尔写两首，数量质量都差，也不想拿给人看。

好了，今天耽误大家时间，谈的也不集中，不过中心思想还是可以概括的，一个是实践出真知，想要学会什么东西，你得下工夫，知跟能的辩证关系，你得能你这个知才是真知，你要是不能光靠嘴皮子说，不行；再有一条，基本功不可废。别管你是学物理学化学的也好，我就相信，杨振宁不是前不久在这儿讲过一次课吗，我就相信杨振宁先生的物理基本功确实是够扎实的，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有文学修养的，我记得转播凤凰卫视，连问问题我也听了，我觉的，人家还是练过，人家还是学过，人家真有能耐。我这讲话有水分，这个难免，我的一位老师，现在还健在，91岁了，他最后一次在北大办公楼讲演，他就说，“讲课得有点水分，没有水分是不行的。”举一个例子，《红楼梦》里贾母培养她的贴身丫环鸳鸯，说曹雪芹写这个鸳鸯让贾母调理的象那个水葱似的，他就讲课，在大礼堂好几百人，他说“请问，就这篇文章，她调理的象那个水葱似的，你要是把那个水字去掉了，该怎么样？”这是凌先生的，我是凌先生的学生，所以我也里头掺点水，免得变成干葱。好了好了，对不住大家！（旁白：最近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为了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作为芳邻的北京大学就送了几件隆重的礼品，其中有一件就是请吴先生写的一付对联，由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拿到清华来贺寿，据称得到了王大中等清华大学师生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