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志，即所谓意志、情感。言，就是表现。《诗·大序》：

诗者心这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人生来就有情感，情感天然就需表现，而表现情感最适当的方式是诗歌。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依阮原说，《诗经》的“颂”原训“舞容”。颂诗是歌舞的混合。

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共通之处是节奏以及生命时空互渗的运律。“诗”的表达必须借助于“言”，“言”之不足只能借助于“嗟叹之”、“永歌之”、“手舞足蹈”。可见“言”之后的阶段都以“心”、“情”的自然动态节律调动起人自身的官能伸张，弥补“言之不足。可见诗乐舞关系源于“心”和“情”的理解。自然天机与理性文化的适度有机融合成为“情志”的表现，这即是“诗”

因为“乐”通向“情”是发乎本心而又得其快乐的主要形式，“乐者，乐（lè）也”，“生民之道，乐为大焉”。这种以“乐”为起点的乐即起因为“音”，“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乐之，乃干、_金戚（是一个字）、羽、旄，谓之乐。”此时“乐”不是原初的“乐(lè)”,也不是自然的“声音”,而是自身规律的“乐”,“是故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知乐则几于礼矣。”，形成乐教的基础，与诗教相辅并行，成为中华礼乐文明之双璧，延续了人文之始的进化脚步。“乐者，通于伦理也”，但毕竟从“情”出发更具“乐（lè）”的直观感受性，因此相对“诗”的“人文教化”“乐以载道”的他律性而有更强的“自律性”。无论“乐”的本性还是社会性，“乐”更接近于“人”，不仅传达了人的心志，且因其本性的情感抒发带动了“舞”。“乐”就成为“诗乐舞”的三位一体的中心代表。乐之导情舞之宣情，情感诗意化的人生，弥补了“礼”的规范性的不足。《史记·乐书》“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异，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乐”是一种寓含“诗、歌、舞”的有机概念，“乐”一方面有其“声”、“音”、“乐”这三级本身的“音乐”质素，同时又高度整合“诗、歌、舞、”这三种艺术。而“乐”的层级在不同程度上分化和发展，必定牵动着其他两种艺术形式的变化。只有当“乐”在“合”的文化背景下，才能一方面内在强化了“声”“音”之“乐”的有机和谐，从而显化为深沉的人文厚度；另一方面借助“诗心”和“舞身”去畅达宇宙人生的“大乐”境界。而构成中乐乐学基础的律学在与“历”融通，使乐的基础上连接起自然与社会，从而找到合理的生成依据和理想的发展归宿，认为：宇宙的生成是有规律的，恰如“乐”的和谐。这种和谐不仅使个体身心得到自然调适与满足，同时还为我们提供生存的基础（农业生产、中医等）和使社会有序发展。

《汉书·律历志》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

明代乐学大师朱载堉在《律历融通·序》中写道，《周髀》曰：“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知寒暑之极，明代序之化。”是知律者历之本也，历者律之宗也，其数可相倚而不相违。故曰“律历融通”此之谓也。

在朱载堉看来，音乐是宇宙化的，宇宙亦是音乐化的，音乐（律）与宇宙（历）是融为一体的。正因为服从“自然的道德律令”，“乐”才整体代表了“诗”和“舞”的载道精神，“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诗乐理论学习笔记/丹阳）